2005年10月26日，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在北京逝世。
这个消息，并不出人们的意外，因为他曾经作为中国政界要员和商界领袖，活跃在新闻记者的镜头与文字中。但毕竟高龄，近几年他已息影政、商两届。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像醇酒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耐人回味。这不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影响，但却渗入人的精神与心灵，变成受影响者本人的内质与智慧。要在当前中国再寻出一位这样气质的商界巨子，你会觉得还有待时间的沥炼。
荣毅仁的一生先后经历了好几次重要历史与人生关头，凭着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荣毅仁每次都抓住了时机，实现了新的飞跃。荣毅仁的成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特别是商界予以很好的总结。
一、 其德可风的荣德生
要说荣毅仁，须先从其父荣德生说起。因为荣毅仁终其一生，为商为官，都秉承着乃父言传身教的做人宗旨。在儿子的身上，父亲的精神魂魄不仅得到了完整的传承，而且发荣滋长，开花结果。
荣德生，1875年诞生于无锡。在这个具有近代气息的都市里，荣家不过是个衣食可给的平民之家。1900年，荣德生15岁就被家里托人安置在上海的一家钱庄习艺。他的生涯的这个起点并没有什么特殊，因为当时无锡的风气，中人之家若子弟清秀灵聪，便送去学钱庄；若壮健木讷呢，就送去学打铁，这已是祖祖辈辈的习惯了。
那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市场上原本多的是英国货，现在日本货又远多于英国货而有充斥之势。经过七年学艺，荣德生出来，与其兄在上海自开钱庄，兄弟各任一庄。荣德生那时的抱负是以开钱庄积累资本，而后去发展实业，在世界上为民族争一席之地。从荣德生的实绩看，他一生的路线非常清晰：由钱庄（积累资本）而面粉业、纺织业（满足衣食之需的消费工业），再而开设“开源机器厂”（制造业），他所从事的产业是一步步升级的，基本上实现了少年时发的愿心。荣德生一生事业达于辉煌是在全国解放前夕，荣毅仁在《先父德生公事略》中总结说：“回看他的一生事业：由四部石磨的面粉厂开始，扩充到茂新和福新的十一个面粉厂，有日产面粉八万袋的生产设备；申新和天元等十个纺织厂，其生产设备计有纱锭五十万枚、布机四千台、麻纺锭二千四百枚；另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开源机器厂。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把这些事业和生产设备保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新中国人民服务，对于这个心境平静的老人讲来，也是一件非常不平凡而激动的事业。”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本有叫他迁台复业的要求和胁迫，但他生长于斯，事业在斯，坚定表示留在故乡和祖国大陆。当时困兽犹斗的蒋介石反动派常以谣言惑众，捏造并播扬荣氏工业已迁海外的消息，扰乱人心。荣德生于1949年3月15日诉诸报端，声明“荣氏工业机构决不迁赴海外”，谓外界消息“纯属外人妄加猜测，某氏并担保决无离迁国外之意念。”为更加证明其实，稳定人心，荣德生在那些日子里，特意天天去北塘办事处，让路人看见，以正视听。
1949年，无锡甫得解放，《苏南日报》记者即采访已被列名全国政协工商界代表的荣公德生（那年他已七十五岁高龄了）。荣公德生回思自己一生追求，有一段感慨之言：“过去中国，我们的机械要外国来，人才要外国培养，甚至枪炮都要外国运来，太不争气。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好好培养技术人才，做到自产自足。”这番话，不仅影响其子荣毅仁一生，对我们今天的人，也应言犹在耳，怦然心动。
荣公德生于1952年仙逝，生平事业交给荣毅仁等子嗣继承。其遗嘱仍殷殷期望于民族工业之复兴，兹录遗嘱全文，不仅留存一段珍贵史料，也见出民族工业第一代开创者的泣血精魂。“余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六十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及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放。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于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余已年老，此次病症，恐将不起，不能目睹即将到来的工业大建设及世界和平，深以为憾。”
这就是荣毅仁养成其精神的家学环境。
在荣公德生手制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民国五年，即1916年，他四十二岁的页下，简单地记载着：“四子毅仁生”。大概荣公德生当时没想到，荣家的事业在中国大陆的发扬光大，后来落在这个四子的身上。
二、“红色资本家”
1949年，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生政权。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变。是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发展自己的实业？是流亡美国或者欧洲做寓公？还是留在祖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百废待兴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这是荣毅仁面临的第一次考验，也是荣毅仁需要做出的第一次选择。结果，国家利益战胜了家族利益，社会责任战胜了个人利益。他遵从其父德生公的教诲，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准备积蓄个人的力量，从实业救国转移到实业建国理想。纵观其后来的成就，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业绩和知名度远远超过那些在海外的兄弟姐妹们。多年后，荣毅仁回忆起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城的日子时，仍颇为感慨：“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我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清晨6点钟，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来我家报告消息，我问他怎么过来的，他告诉我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劝我不要再向前。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此时的荣毅仁对共产党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象上，对新生政权对待民族资本及其财产的方针、政策不大了解，依然心存忧虑。荣毅仁担心的是，在新政权局面下，是否具备兴办实业的条件，自己及其家族的生命财产是否有保障。面对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资本家的疑惑与忧虑，共产党政权及时给他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因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也很在意荣家作为民族资本代表性的存在与发出的声音。一周之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身着军装，脚穿草鞋，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亲切接见了荣毅仁，边嗑瓜子，边拉家常，在异常轻松的氛围中，阐述了共产党的16字经济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给荣毅仁及其他民族资本家吃了定心丸。会议刚一结束，荣毅仁马上回到公司，对等候在那里听信的公司经理、厂长们宣布：“明天开工。”
当时，从经济与社会稳定看，要稳定全国，必先稳定上海，而稳定上海，必须依靠“两白一黑”———面粉、棉纱和煤炭。而“两白一黑”，荣家独占其二。荣家的积极配合与合作，对新中国初期上海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投桃报李，国家也给予荣家各种优惠与支持。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解决了荣家资金紧张与原料供应不足等诸多困难，使其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实现了复苏。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夕，荣毅仁选择把几十年创造的产业拱手献给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他的气度和胸怀，他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预知时代走向，自愿把荣家企业进行公私合营，为广大私营工商业主树立了榜样。如此牺牲的精神，反映出他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是宽大的，智慧是超前的。
1950年6月，荣毅仁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使他深受鼓舞。他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在“五反”运动中，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关心，荣氏家族的定性从“基本守法户”变为“完全守法户”，政府为此还核定退赔金额657万元。1954年5月，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普遍尊重，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上海申新纺织厂，荣毅仁全程陪同。1957年1月初，陈毅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去上海开展有关工作，赞扬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随后，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三 总设计师思想的执行者
“文化大革命”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给几乎所有善良的人都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处于“文革”风暴中心的上海、北京，荣毅仁不可能幸免于此。但是他的沉默、忍耐、养精蓄锐的自我修养，都为日后出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慧眼识英雄，把以荣毅仁为中心的企业精英聚集起来，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过以荣毅仁为主的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信如今已发展成为影响颇大的企业集团。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俗话说，头三脚难踢。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不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实业家，都可谓任重而道远，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接见工商界人士，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特别对荣毅仁给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带头，给观望等待的工商界树立一个样板。实业建国、以自己的经营管理智慧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一直是荣毅仁的梦想。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当年北京、上海的工商界故友，大多被荣毅仁招至麾下。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亲手制定了公司第一个章程，强调“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他勇于创新，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开展金融、技术、贸易、房地产、经济咨询、卫星通讯等业务，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在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将中信公司建成为一个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由中信公司主办的“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为了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说，“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从1979年到1993年的14年里，荣毅仁先后从政协副主席到人大副委员长，社会活动相当繁多，但是，荣毅仁的主要精力是在实业经营上。从崇文门饭店到巧克力大厦，从巧克力大厦到京城大厦的办公室里，他一直是兢兢业业的荣老板。每天早晨8点左右来到公司，一般要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还要经常出席许多交际宴会，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
中信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荣毅仁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总是召开公司主要负责人员的会议，民主商议，然后根据大家意见做出决议。老同事评价他“与公司贴心贴肉。这跟有些官僚主义领导光画圈圈根本不一样。他属外国人讲的行为科学中的最高一档”。
中信公司成立以来，其改革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1979年－－1984年（创业时期）。公司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吸引和利用外资，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发挥对国民经济"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业务领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突破，甚至创新，率先对外发行债券，开辟了多种融资方式，最早开展了融资租赁、海外投资、国际经济咨询等业务，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2、1985年－－1988年（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公司继续开拓创新，利用外资发展投资业务，取得快速发展。为适应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进行了机构改革，将主要业务部门分别独立出来，先后成立了若干个专业子公司、地区子公司和海外子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等综合性业务的企业集团。荣毅仁董事长制订的"中信风格"，成为中信人的行为准则。
3、1989年－－1992年（调整时期）。根据国家对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公司围绕加强管理、压缩投资规模、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公司业务在调整中继续取得发展。1992年7月，公司制订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确定了"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抓住机遇，积极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发展目标。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的试点，并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现在国家主要针对行政部门或一般的国营企业而制定的一些法规、办法，不大适用中信公司。”
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夹缝中生存的中信公司自此走上康庄大道。截至2004年底，中信公司总资产已从荣毅仁离任时的507亿元人民币，迅速发展到7014亿元，当年净利润17.82亿元。国务院对它的评价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四、创办中信实业银行
创办银行，拥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是荣氏家族的孜孜追求与梦想，金融机构在企业发展壮大中的巨大作用，荣家的创业者对此深有体验。荣毅仁父亲德生公早年在上海就开过钱店，因经营不利而关门，但未忘怀金融，在其艰苦创业阶段，甚至业绩斐然时，曾参股钱庄。企业内部也设立过类似银行的融资机构，但是在这之前，荣家毕竟没有独立办过真正的银行。
1984年底，随着企业发展与经营的需要，荣毅仁向中央专函要求在中信公司系统下成立一个银行，全面经营外汇银行业务。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先成立银行部，扩大经营外汇银行业务，为成立银行作好准备工作。1985年4月，中信公司在原来财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银行部，进一步扩展了对外融资、外汇交易、发放贷款、国际结算、融资租赁和吸收存款等全面银行业务。在银行部建立的两年时间里，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业务进展较快，通过办理人民币及外汇存款、贷款、进出口开证、国际租赁、有价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及外汇买卖、外币兑换等业务，积累了一定经验，已初步具备了成立银行的条件。
到1986年，“中信公司”已投资兴建了一百四十多个企业，其中四十个是中外合资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六次，总数近六亿美元。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年，对香港嘉华银行注资百分之九十五，收购了这家濒危银行，对该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信实业银行的正式成立做了铺垫。
1986年5月底，中信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将中信公司银行部改组成中信实业银行"。1987年初，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京。荣毅仁出任名誉董事长。并明确提出了办行思路与宗旨：“发挥中信公司（集团）综合优势，采用现代金融方式，面向全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开拓创新，把中信实业银行办成具有特色的新型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的创办，不仅圆了荣家几代人拥有银行的梦想，更实践了荣毅仁“金融控制实业”的一惯思想。目前，中信公司的业务实际上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实业和其它服务业三大领域。金融业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其资产约占公司总资产的81%，主要由商业银行、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保险、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拥有9家上市公司。
1986年，荣毅仁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这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该排行榜的第一人。1999年，在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荣毅仁高居榜首。2002年，荣智健取代了其父荣毅仁大陆首富的位置。此后，不管富豪榜单怎么变化，荣氏家族始终没有跌出三甲。
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荣毅仁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作为中国当代实业界的领军人物，其形象、风度、气质与成功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完美的人生，成为当代中国实业界的楷模与里程碑式的人物，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评价。一位香港记者是这样描述荣毅仁的：“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 冬枫泺指出：“多年以来，荣老板因其为人处事的谦谦君子风度，而被人尊崇不已。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因为‘财大’而生的‘气粗’，虽然是大名鼎鼎的‘红色资本家’，手中拥有傲人的财富，但荣老板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彬彬有礼，亲切而不失庄重，而他所领导的企业，也从来与丑闻风波之类的新闻绝缘，成为中国企业界的荣耀。在荣老板担任国家副主席5年间，我们频繁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他充满亲和力的形象，无论是接见外宾还是参与国事活动，在荣老板身上，都会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优雅气质，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有评论者认为，“荣毅仁作为一个天赋异禀的传统商人，敦厚、弘毅、聪慧，并敢于冒险，其商业才华在上个世纪的本土华商中独占鳌头——他创造了一个家族工商业的帝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这样类似于当今‘杰出企业家’一样的称号，在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的大上海，几乎无异于‘王公贵族’。他汲取了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化精髓，晋商的敦和诚信之气、徽商的敏学结仕之风，都在他身上得以圆融。”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曾在荣毅仁身上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式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这些评价，并不是一味恭维的溢美之词，而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个人认为，荣毅仁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荣家父辈长期致力于发展实业，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荣家第二代杰出代表的荣毅仁，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二，作为中国商界巨子，荣毅仁无论是人格魅力、个人才华，还是领导才能与敏锐超前的经营理念，都为当代商人树立了典范。虽然荣毅仁本人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其思想与智慧将会长期激励商界。第三，除投身实业外，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商联主席、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等职务，献言参政，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荣毅仁成功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始终抱定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小我服从大我，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与家族的利益。第二，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以致于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都能做出正确的抉择与判断。以历史经验立身处事，投身商界，对社会历史现象与本质具备洞察力和穿透力，最终促使其走向成功。第三，家族文化传统的深厚沉淀，父辈爱戴栽培，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完全同意韩雨亭先生对荣毅仁身后影响的评价。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荣毅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荣式家族的商业传奇不知道诱发了多少年轻人创业的梦想和冲动，荣氏家族之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洛克非勒之于美国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他生前创造的财富数量已不是主要的东西，而他的创新精神与商业智慧却凝结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让今人以及今后的各代人不断地回味，反思，汲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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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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