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换帅 交通银行, 上市银行, 中信集团, 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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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下午，从常振明正式向建行董事会提出辞呈开始，短短两周，建行（0939.HK）、交通银行（3328.HK）以及中信集团接连火速换帅。两家海外上市银行和第一大金融控股型集团的高层人事变动，凸现了中国式的人事管理风格和与海外格格不入的官员文化。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建行成功完成海外上市之后和中信银行香港上市的前夜。此时，据中国向WTO承诺的金融业对外开放仅有数月之遥。
人事变动“接力”
这场人事连环变动的导火索，无疑缘起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上月的退休申请获批。
一系列变动从建设银行最先公告开始：7月23日，常振明向建行提出辞呈，辞去建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行长的职务，常振明将前往中信集团工作。
紧接着第二天交通银行公告：7月24日，张建国因私人理由，提出辞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及授权代表的职位。
7月27日,建行又发布新的公告：董事会宣布委任张建国担任行长，此外，董事会还拟委任张建国担任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该委任须待中国银监会批准。
随后，中信集团宣布：国务院已经正式任命原总经理孔丹出任董事长，原董事长王军退休，接替孔丹出任总经理的是建行原行长常振明。
这一场人事接力致可以有如下描述：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退休后，孔丹接任了王军的职位；曾长期担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的常振明回到老家接任原来孔丹的职位；而取代常振明出任建行行长职位的是原交行行长张建国。
但是，人事接力在最后一棒出现空缺，谁将出任交行行长一职，成为此次人事连环变动的一个悬念。
8月4日，交通银行将正式宣布新任命的行长（本文写毕于8月3日）。而现在，交通银行有五位副行长，分别为李军、彭纯、钱文挥、叶迪奇和王滨。叶迪奇来自交行的外方股东汇丰银行，因此，新任行长基本可以确认将在其余四位副行长中产生。有知情人透露，行长人选最有可能在彭纯和李军之间产生。
交行行长一旦确定，三大金融机构人事变动也将最终尘埃落定。　
受到海外“不透明”批评
7月26日，持有交行19.9%的股权并作为交通银行的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汇丰控股(HSBC,0005.HK)的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知道了（aware of）张建国此次离任，但是没有更多评论。而作为建行的战略伙伴的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至今也尚未发表任何评论
美林在得知常振明辞职的消息后，在当天的投行报告中发出简评 “这次变动对我们、对市场，都是彻头彻尾的意外，我们估计，对于今早我们接触的许多该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如此。”
另外，瑞士信贷中国研究部主管兼策略员陈昌华也表示，常振明调职的消息令人震惊，主要是建行2003年底完成银行改革时，当时向市场传递的信息是，将来的董事长是政治任命，但行长则为纯粹的银行家。
但是H股市场反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建行和交行发布公告后，7月25日到8月1日，建设银行H股股价在4.83~4.9港元内小幅波动，而交通银行H股股价在3.36~3.40港元内同样小幅波动。
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骆志恒表示，管理层人员变化对该两家银行的影响非常轻微，“如美国公司有新行政总裁任命，会出现‘换血’和改变策略等，但国企则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他笑言早在2004年10月29日内地电讯公司高层换班，市场反应很大，整个香港市场似乎都随之震动，中国电信（0728.HK）、中国移动（0941.HK）、中国联通（0762.HK）分别跌去0.9%、0.66%及4.3%，跌幅均超过当日指数幅度。但现在像是习惯了一样；又强调只要不是管理层出现欺诈行为而要调职，问题便不大。
国内外虽然对此次连环人事变动褒贬不一，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直接评论称：此次高层重组，既不透明，也没有征求在董事会有席位的国外投资者的意见，并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常规做法。
另外，有专业人士批评指出，根据交通银行发布的公告：张建国辞职是因为“个人原因”，但是接着张建国就被任命为建设银行行长，辞职原因根本不是公告中所说，行政调任的色彩十分明显。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失
此次连环人事调动，体现了极浓的行政调动色彩，再一次彰显面临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高级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失。这一点在常振明身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在2004年，常振明也是被突然调任建行行长。接到任命通知的7月20日，常振明正陪同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在加拿大访问。在中组部与常振明宣布任命之前例行谈话后的下一个工作日，他即被要求到建行正式报到。
当时的人事安排，不仅常振明本人没有料到，就是中信集团也是毫无准备，因为就在此前的一个星期，中信集团才刚刚将常振明由中信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的职务提升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据接近常振明的人士表示，常属于实干派，因多次处理中信集团的棘手事件，在内部有“消防队员”的称呼。1998年，常振明临危受命，被紧急任命为香港上市公司中信嘉华银行的总裁兼行政总裁。当时，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贪污受贿，给中信嘉华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嘉华银行濒临破产。经过几年努力，中信嘉华逐渐步入正轨。
常振明出任建行行长一职时，正是建行海外上市的关键时刻，而常振明很好地完成了建行上市工作。而常之所以回到中信集团，目前有许多版本的解释。据知情人透露，王军的退休已经明确，同时中信银行上市在即，正缺少一个像常振明这样既了解集团本身，又有建行H股上市经验的人才。据内部人士透露，常的此次调任极有可能是“中信集团主动向建行要求的”。
时至今日，常振明回归中信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中国银行业在经历一系列改制、成功引进海外投资者，甚至是在海外上市后，其高层的人事制度和公司治理仍然和海外的期望相差甚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博士曾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为关键的，就是能否对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改革，董事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其中，行长是由董事会从经理人市场中挑选还是由政府任命至关重要。
正是由于国内高级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失，使得银行行长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司管理层的任命基本上处于最原始的行政调任阶段，与真正的市场化和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都相去甚远。
“这也同样意味凸显了内地银行一个共同的风险，那就是，与其说高级行政人员向少数股东负责，不如说他们向中国政府负责。”美林在此次研究报告中如此写道。海外投资者担心的政策风险以及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都使得中国海外上市银行的价值大大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