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金融工程”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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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消费未来的产出。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真正的风险因素

　　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苏联工人曾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指政府）假装给我们发工资。”现在，西方金融工程师自称，他们在创造价值，政府也装作这种价值真的存在。
　　土木工程建造真实的建筑物，有的金融工程却在建造空中楼阁。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大学毕业的金融工程师的收入是土木工程师的4倍。为什么华尔街可以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0％，而实体经济只占60％？答案是：今天赚走明天的利润，把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金融工程”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消费未来的产出。这是用极低的利率折现未来的现金流，但这种做法没有考虑真正的风险因素。通过有选择地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我们可以在今天表示明天的价值，可以消费未来。但是，公允价值也难逃经济周期波动，这意味着我们将为消费未来付出代价，纳税人、投资者和储蓄者都将受到惩罚。
　　有的金融工程师认为，他们能通过场外交易（OTC）将个人风险分散化（也称为公众化），从而将风险转移给公众。场外交易市场的信息，对监管者和交易者自身都是不公开的。他们这样说服每个人：分散风险就像播散肥料，对土壤是有利的。不幸的是，土壤慢慢变得贫瘠甚至有毒，同时，有人把土壤中肥沃的那部分拿走了。最后，只有华尔街大亨赢了。
　　他们已经通过政府的最终援助把风险社会化了，因为如果要私人清算庞大的场外交易，费用会高得无法估计。我们本来应该建立交易所和中心网络，用以清算大宗的场外交易，以确保这些交易是透明的，交易双方有偿付能力，并且随时了解、控制和监管他们的信用风险。可是我们却看到，场外交易市场的平仓是在一个网络化的系统中进行的，并且这个系统将危害传播给实体经济。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我们利用极低的银行利率制造了金融泡沫。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当名义利率低于自然回报率（资本的真实回报）时，就会导致金融资产的价格显著高于它们真正的价值。当年日本金融泡沫发生时，日元的利率不得不降低到几乎为零，以防止金融资产崩溃。
　　如果日本的股息率和长期利率接近全球利率水平——4％，而不是1.5％，那么，日本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将大大低于现在的水平。可是，没有人想让损失立即发生，所以，在日本若干年的经济停滞和谁该为此承担责任的政治争论中，损失转移给了日本的储蓄者。
　　到如今，日本投资者仍然在为17年前的泡沫破灭所带来的经济低效率付出代价。许多节俭的日本家庭主妇为了增加收入，去进行日元—澳元的息差交易，因为她们自己的存款几乎没有利息。这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
　　零利率补贴了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致使他们认为息差交易中产生的高额收益，是由他们神奇而“专业”的投资技巧带来的。于是，这些金融工程师就有胆量大举提高杠杆率，创造出能带来更多“虚拟价值”的新产品。其实，华尔街在复制日本上个世纪的泡沫，而且，我们现在又通过降低利率来救助混乱的市场。
　　流动性危机经常是偿付能力危机的表现形式。其实，这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对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缺乏信心。目前，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正在试图找出哪些资产是泡沫，哪些资产是真实的。只有当还债结束时，才能回归到现实中。例如，银行系统的杠杆率回到12倍左右，而不是30多倍。有两种还债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延长债务偿还期，假装泡沫仍然有利于经济；另一种是增加银行系统的资本。延长债务偿还期就是让泡沫不要破灭，这个方法愚蠢得就像丹麦王子命令潮水不要退去一样。
　　增加银行的资本金，实质上是将银行国有化。如果银行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它的破产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不妨暂时将其国有化，前提是保持银行经营的竞争力和透明度。但是，通过国有化救助银行会带来政治经济问题，那就是如何在现有的股东和政府之间分担损失。
　　正如1993年-1998年间的日本选民，现在美国的社会大众理所当然地愤怒了，因为引起动荡的那些金融工程师希望公众来承担损失。不幸的是，这次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经济损失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在会计上确认。在历次危机中，如果想尽快渡过危机，就要尽快确认经济上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每天都盯住市场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样可以立即发现经济损失。
　　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运用一种会计准则，而在经济衰退中转用另一种会计准则，那么，后果就是让全社会来承担少数人贪婪造成的损失。所以，重组银行的资本结构，才是应对危机的正确方法。■

作者沈联涛，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