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 最低工资, 农民工, 的, 集体协商,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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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
   
（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
   
（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工资集体协商和罢工事件开始频繁发生。

这些现象的涌现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低端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具有深刻的内涵。因为它将进一步带动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关系和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政府导向型的工资调整机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将使中国工资形成机制迎来全面市场化的新时期。

这种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启的全局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在未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工业化以及制度改革的作用下，必定引起工资的补偿性上涨、保留工资的提高以及工资与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这些因素必将决定中国在未来5年左右面临持续的加速性的市场化工资上涨，中国将在中期阶段面临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新时期。

未来工资上涨的较快上涨必将给部分地区、部分产业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以及中国贸易依存度偏高等条件下，未来持续加速的工资上涨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竞争优势，也不会在近期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利于改变目前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困境。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因此，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 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鉴于上述的判断，本报告认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性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三，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第四，在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第五、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