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案原委：因电脑残存交易记录露出马脚 基金, 经理, 健康状况, 公安部门,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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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知名基金经理李旭利被上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刑事拘留。这意味着，被证券界广泛关注的李旭利“老鼠仓”案进入关键阶段，已由行政调查转入刑事调查。
据《财经》记者了解，今年5月，证监会稽查部门已完成对李旭利的调查，并移交行政处罚委进行认定。8月下旬，李旭利一案，由上海公安部门介入调查。被正式拘留前，李旭利一直在休息，健康状况良好。
李旭利原为合资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其在基金业十余年，曾屡获殊荣，被称为“明星基金经理”。
调查始于2010年下半年，李旭利当时已脱离公募基金。随着由公募转私募蔚然成风，李旭利在校友召唤下，转投至上海著名私募基金 重阳投资，任职投资总监，直至此次翻船。
迄今，司法部门尚未正式公布其涉案详情，但《财经》记者获悉：李旭利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创出中国基金经理多个涉案第一， 是基金业内第一位投资总监级涉嫌违法违规者，亦是从公募转至私募涉案第一人，其涉及金额上亿元，亦同样在基金业创下纪录。
对于此案，监管部门亦异常重视，且查处态度坚决。在中国证监会内部办公会上，证监会主要领导就此案多次明确表态，要严肃查处。
而早在去年12月，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亦公开表示，监管部门对“老鼠仓”等违法行为态度鲜明，发现一起就严厉查处一起。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触犯“老鼠仓”、非公平交易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三条底线。其时，距离李旭利被调查不足两个月。
随着警方正式介入，李旭利案逐渐明朗。本刊记者通过长期调查，得以了解李旭利“老鼠仓”案原委，基金监管仍然面临的重重困难。基金从业人员慑于新刑法威力，力图规避之举亦清晰可见。
“老鼠仓”工行、建行
李旭利从业十余年，深知基金从业者的操守准则，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仍没能坚守住职业操守。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旭利初始操作的资金，小部分来自于李旭利自己，其余大部分资金来自于他从事实业贸易的亲戚。
虽然初始资金几千万元，但在李旭利的精心操作下，该资金逐渐被滚至上亿元，获利颇丰。
在2009年2月之前，李旭利任职交银施罗德期间，一直亲自操作其自有及所筹措资金的交易，因而在其工作的电脑中，残存了交易证据，是以在监管机构的突击检查中露出马脚。
时间节点就在2009年2月。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七次刑法修正案。该次修改主要针对经济犯罪。
其中特别对第180条做出修改，对于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和协会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内幕信息，或者内幕信息之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并买卖该证券，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最严可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及非法所得5倍以下罚金。
其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罪，作为新增第四款列入第180条，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内幕交易”，而是包含了基金公司受托管理的资金运营情况、客户的交易信息等，即“老鼠仓”(rat trading)。
在刑法第七次修改之前，基金从业人员违规将被追究刑责的讨论异常热烈，李旭利在基金业从业已久，深知其之前操作账户的行为已构成触犯该项条款，若刑法修改后被发现，将被判刑。
抑或是早就出于对刑法修改的忌惮，抑或是出于对市场行情的看淡，2008年下半年之后，李旭利操作的资金就淡出于资本市场。2008年下半年，正是2007年A股市场从最高峰回调之后的低谷期。
2009年2月刑法修改之前，李旭利已将其在公司亲自操作的账户资金转出，转至其一位在外地担任某证券公司营业部负责人的同学名下。彼时，A股市场回暖，新一波行情出现，李旭利的巨额资金再次出动。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笔巨额资金在转账过后的数月间，分别买入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建仓高达上亿元。
而上述两只银行股，亦在被该账户买入期间表现不俗。工商银行自2009年3月开始的每股3.65元，一路上涨至当年6月底的5.5元左右，涨幅达到50%;建设银行同期亦从每股4元左右上涨至6.5元，涨幅甚至超过60%。
显然，李旭利在同期看好银行股。其主管的交银蓝筹股票基金在3月底的金融业持仓仅15.93%，十大重仓股仅有浦发银行(600000.SH)和深发展A(000001.SZ)。到了6月底，金融业持仓增加将近一倍，至29.11%，除浦发银行和深发展A加仓外，还重仓兴业银行(601166.SH)、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等多只银行股。
而交银施罗德旗下其他基金，也增仓银行股，但并未重仓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在此期间，李旭利于当年5月26日正式从交银施罗德离职，告别公募基金经理生涯。
稍有常识便知，想通过单只基金拉动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种大盘股，为个人“老鼠仓”获利，接近天方夜谭。“就算呼朋引伴，拉几只基金共同来抬，也无异于老鼠进粮仓，根本不可能撬动大盘蓝筹股的行情。”基金业内人士评述道，不排除李旭利或其他该账户操作者看准银行股行情，共同拉抬所致。
我国《证券法》和现行《基金法》中规定，基金从业人员不得买卖股票。在新《基金法》施行之前，基金经理买卖股票仍明令禁止。
正在修订的新《基金法》中已对此进行松绑，征求意见稿中第17条规定：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高管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和利害关系人可通过建立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买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
三个月定罪窗口
李旭利被调查的机缘显得颇为偶然。
2010年下半年，上海证监局发起对交银施罗德基金另一位出走私募基金经理 郑拓的调查。调查人员顺便将该基金公司其他人员的电脑亦带走调查。其时，李旭利早已辞去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一职将近一年半。
据悉，证监会稽查部门对所带走电脑过往交易记录进行逐笔检查，在调查李旭利个人账户的过往交易记录时，将其与李旭利所管理基金持仓详细比对，其中有多笔确凿的“老鼠仓”行为。
基金公司“老鼠仓”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基金经理等，在以基金资金拉升某股前，先用个人资金在低位建仓;待某股价格被拉升至高位后，个人部分先卖出获利，李旭利采用的获利方法不外于此。
监管部门在发现上述交易记录后，随即开始从资金流追踪，发现该笔资金在2009年2月前后转至外地一位营业部负责人名下。经过调查得知，该人士与李旭利为同学关系。而该账户随后大举建仓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上亿元。至此，整个案情得以被查清。
一位证券业人士表示，在中国现有的交易制度和监管体系下，交易记录很容易被查到。
而监管部门突击检查早在2009年就发挥威力。2009年8月，深圳证监局对深圳部分基金公司实施突然检查，电话拨号记录、手机上缴是否规范等都在检查之列，同时带走电脑，检查交易记录。通过此次检查，包括景顺长城、长城基金等两家基金公司的三名基金经理被查出有“老鼠仓”行为。
实际上，在亿元资金购买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之前，李旭利的行为更为大胆。其直接用自己的工作电脑操做买卖股票，无视基金从业人员不能在资本市场交易的规定。
不过，李旭利操作的交易都发生在刑法七修之前，并未进入刑事处罚之列。但行政处罚亦未能溯及。
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发现，李旭利违法违规操作早于2008年下半年，2009年刑法七修之前的违规行为不涉及刑事。但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没有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李旭利2008年下半年之前的违规操作，已经无法追究。
按照我国现行《基金法》和《证券法》，私募基金并不在其监管框架之内。意即李旭利即便在加入私募之后再以自有资金投资资本市场，亦无法律依据予以追查。
所以，能够追究李旭利的时间窗口，只有在刑法七修之后以及离开公募基金之前。而此段时间仅有短短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时间内，其巨额资金便全部重仓于两只大盘银行股。但他如何动用公募基金拉抬这两只股票股价，进而谋取私利，尚需更多估证。
走上神坛
李旭利1973年12月生于四川眉山，白净娃娃面庞，身量不高，农民家庭出身。少时生活困顿，然其天分超然，并异常勤奋，无论其人生抉择还是投资决策均慧眼独具，因此得以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基金管理行业的传奇人物。
1991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像大多数农村学子一样，他付出了双倍的刻苦努力。次年，在一场校园模拟股市大赛中，李旭利与高两届的校友 裘国根 初次结缘，并开始展露出对投资的天分和兴趣。
四年后，他顺利考入素有“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由此其积累更多人脉资源，视野也更加开阔。
在外界看来，“五道口”是一个神秘而密切的小圈子，一部“五道口”的校友史几乎是中国金融史的翻版，有校友曾称“人不多，大家都熟，称兄道弟，互相帮忙”。看惯了校友们迅速积累的财富，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财富梦想。
1998年毕业之后，他并未跟从大多数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而是选择进入当时还刚刚起步的基金行业，南下深圳参与南方基金的筹建。
对此选择，正是李旭利的财富梦想使然。他曾回忆说：“我当时的想法非常明确，宁可工资在1万到2万元间波动，也不要在5000元左右稳定。”并称自己是穷怕了的现实主义者。
踏入基金行业后，李旭利可谓顺风顺水，2000年，年仅26岁的李旭利，就因业务突出，升任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这在今日，是个不可能突破的任务。
此后四年，李旭利扎根在天元基金，此间经历科技股泡沫，指数从2245点跌近1000点，天元基金却始终正收益，逆市跑赢大盘，李旭利声名大噪，期间获奖无数。
四年后，刚届而立之年，李旭利即成为这家当时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少年英雄，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仅一年后，即2005年，李旭利辞去南方基金所有职务，转战上海，与“五道口”同班同学 莫泰山 一起，开始筹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仍出任投资总监。
短短两年，莫泰山和李旭利就将交银施罗德基金的规模带进业内前十。业内人士当时有种说法，交银施罗德的文化就是莫泰山的文化，投研方式就是李旭利的投研方式。在李旭利的投资管理下，交银施罗德多只基金业绩稳健，名列前茅。
李旭利以自上而下的投资理念著称，在宏观趋势的研判下进行行业选择的能力最为人称道。他多次获得金牛基金奖、晨星年度基金经理奖等，基金圈内称“南有李旭利，北有王亚伟”。
巅峰触法
在事业成功之后，李旭利也逐渐被人所熟知。接触过李旭利的人，无不因其幽默、率真而被打动，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李旭利智商极高，人缘极好，是为人处世智慧、和善的完美人士。
正当李旭利在业界享有盛名之际，基金行业的不良风气开始蔓延，利用自有或所借资金买卖股票的“老鼠仓”行为猖獗，甚至利用工作时间在办公室操作。
李旭利显然未能禁得起诱惑，也意图通过这些方式，尽快实现其早就抱有的财富梦想。
2009年，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规模已过千亿，投资总监的工作对李旭利来说应是轻车熟路。但是，当年5月，李旭利毅然从交银施罗德辞职，选择加入校友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正式由公募转入私募界。
彼时，正是公募基金经理转入私募基金大潮，李旭利的此一举动虽在业界引起震动，但并未有过多猜测。
直至2010年10月其被调查消息传出后，即有人猜测，其可能惧怕在公募基金从业阶段的行为触犯刑法。
《刑法修正案(七)》正式通过，打击公募基金公司“老鼠仓”成为修改的重点，“老鼠仓”从此面临刑事责任。罚款所得、禁入市场已不是终点，资金规模超过50万元，获利超过15万元的“老鼠仓”将付出坐牢的代价。
在李旭利离职交银施罗德之后，交银施罗德即进入动荡阶段。
当年8月，明星基金经理郑拓离职创办私募上海 好望角股权投资管理公司，随后另一基金经理赵峰离职，次年，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和销售总监沈斌亦传被重阳投资挖墙脚。随着业绩的下滑，这家在2009年已跨入千亿规模的基金公司，在2010年上半年规模一度缩水超过40%。
坊间亦有传闻，郑拓案和李旭利案，被发现肇端于交银施罗德股东的举报，才引起监管部门的调查。由于李旭利等人的离职并大举挖墙脚，才导致交银施罗德业绩大幅萎缩，继而遭到股东的嫉恨。
短期心态
作为交银施罗德基金原投资副总监郑拓，近日有传闻被公安部门拘留，而郑拓本人更现身辟谣，他并没有被拘留。
此后，来自上海警方的消息称郑拓仅是协助调查。
由于此前郑拓与李旭利案发时间接近，因此外界多有猜测，郑拓案与李旭利案有关。
实际上，两案并无任何牵连，不过郑拓在交银施罗德基金任职期间，确有“老鼠仓”行为。但其操作金额不足50万元，赢利没有超过15万元，因此并未达到移交公安机关的标准，仅在行政处罚范畴。
李旭利、郑拓的“老鼠仓”操作手法与其他案发的基金经理并无太多差别。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已经查处了五起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件，包括，原景顺长城基金经理涂强，原长城基金基金经理刘海、韩刚，原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许春茂和原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微博)基金经理黄林。
原长城基金基金经理韩刚因为获利较大，情节严重，且犯罪事实发生在刑法七修之后，成为首个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基金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李旭利正是在“刑七”公布之后，将其控制的资金从自己账户中转出。有资深法律人士直言，李旭利很敏锐，刑七就是针对他们这些人做的修改，转出资金说明他很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从打击的力度和频率看，监管部门今年以来的行动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即显示，对基金经理“老鼠仓”行为的打击是行政和司法部门一致行动的结果，这也是给市场一个信号，行政监管和司法监管对“老鼠仓”行为在定性方面达成一致。
基金业发展一直面临基金管理人和监管部门的博弈，在国内，因为基金行业起步晚，监管层为了培育和促进行业发展，也曾为基金行业摇旗呐喊、粉饰太平。市场多个主体之间，相互勾结，交换利益，损伤投资人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
有法律界人士坦承，如果不整顿行业风气，没有形成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机制，整个行业就会烂掉，基金行业永远也不会走到以科学研究为主的道路上。
近年来，公募基金的风光已大不如前。公募基金行业的资产净值曾在2007年顶峰时期达到3.32万亿元，到2010年底缩水为2.57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更减至2.44万亿元，与峰值比缩水27%。
自年初以来，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分别亏损789.45亿元和478.55亿元;债券型基金和QDII基金亦未能幸免，分别亏损6.01亿元和5.66亿元;货币市场基金和保本基金也仅保持微小赢利。
缺少明确清晰的激励机制，使得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流动成为常态。此前，有行业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总结，目前，公募基金人员流动的原因基本分成四类，第一，不能满足董事会或公司要求主动辞职的;第二，赚到钱，急流勇退的;第三，有违法违规行为，害怕监管部门秋后算账，选择离开的;第四，觉得公募激励不足转向其他资管行业的。其中，尤以第四种类型为甚。
基金业缺乏长期留住人才的机制，也导致基金从业者行为的短期化，甚至不惜在从业期间铤而走险，意图通过“老鼠仓”行为，迅速为自己积累财富，然后转行。更有甚者，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能够留住人才，有公司高管默许基金经理，通过“老鼠仓”交易获利，弥补其薪酬的不足。
监管难题
近年来，基金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屡屡被查出，操作方式亦更为大胆和直接。监管部门也加大查处力度，频繁派出大批次调查人员调查。在实际的监管中，监管部门面临的困难也显而易见。
一位熟悉基金公司督察的人士介绍，现在基金公司的内部管理日趋严格，比如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从业人员自带电脑;交易时间手机上交等手段来限制基金经理的行为。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监管触角就很难达到。
目前，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包括日常检查、突击检查、交易所一线监察、线人举报等。只要监管部门接到举报，一律启动调查程序。
在调查取证阶段，监管人员不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上述人士说，有时找电信部门取证还不一定配合，去上市公司、基金公司等单位取证就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突击检查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监管手段，前文所述的违规基金经理中有几位就是依靠这一手段被查出的，其中一位的电脑，在被突击检查时，进行“老鼠仓”交易的账户窗口都没有来得及关闭。
尽管如此，对“老鼠仓”行为的取证仍然很难。另一方面，在获得证据之后，定罪的难度同样很高。
因为很多从事“老鼠仓”的人员熟知法律条文，一般不用自己及家属的账户直接操作，而是通过指令他人，用其他账户进行交易，在认定是否授意他人进行交易方面存在困难，除非取得直接证据。
打击“老鼠仓”行为，在各国市场都是令监管部门头疼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管部门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何严明法律制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营造适合基金业发展的环境才是市场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在刑法七修公布之后，“老鼠仓”的违规成本以远不止于罚没所得、罚款、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更面临严峻的刑事追责。
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刑法七修之后，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司法部门介入后，仍旧撒谎就将面临作伪证的指控，必须承担相应的刑责，这大大增强了法律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