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由亚洲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融资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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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由亚洲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融资难以持续

　　目前，长期资本的国际流向是高储蓄率的亚洲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融资。但这种状况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国际借贷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借的钱必须予以偿还，并划定了外贸赤字所能达到的上限。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过度储蓄与储蓄的结构性过剩没有多少关系，而更多的是与暂时的投资不足关系紧密。例如日本，尽管其国民储蓄率急速下滑，仍然将其资本输送给其他国家，因为日本的投资率下降得更加厉害。

　　同样，投资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储蓄产生重要影响。除中国之外，许多亚洲国家没有经历储蓄率的大幅上升，甚至出现了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例如在韩国，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国民储蓄率正在下降。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净借出方，是因为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投资率大幅下降。如果投资上升，那么过剩储蓄将迅速消失。从更长时期看，人口发展趋势表明，迅速老龄化国家的国民储蓄将持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储蓄过剩的可能性，从而不可能再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赤字提供融资。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储蓄率一直很高，居民储蓄高达42%，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因为有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2004年外汇储备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约占GDP的60%，且大部分是美国国债。作为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其资本大量、低成本地转让给美国这样一个富裕国家，其做法效率低下。

　　对美国而言，尽管外债规模巨大，其自身的投资比例却相对较低。为维持生产效率的较高增长，其投资率也必须增加。把这两者——即投资需求的增加和借到低廉外国资本的可能性的下降结合起来看，结论是清楚无误的：低储蓄率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更多的储蓄。

　　经济学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财政上，格林斯潘最近把执行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称作是提高国民储蓄最有效的办法。然而，这些财政上的审慎做法可能被低个人储蓄率所抵消。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如果个人预计未来将实行减税政策，那么公共储蓄的增加可能被个人储蓄的减少所抵消。

　　经合组织就16个发达国家公共储蓄和个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时间跨度是1970年至2002年。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财政状况改善的几乎一半，都在短期内被低个人储蓄所抵消；而在长期内，财政状况改善的几乎三分之二都被低个人储蓄所抵消。但诸如美国所出现的国民储蓄低水平的极端情况，这种抵消作用是最弱的。美国财政立场的改变不会在统计意义上对私人储蓄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财政纪律将会特别有效。但即使在其他低储蓄率的国家里，审慎的财政计划是提高国民储蓄的最确定无疑的方法。

　　这并不表明，个人储蓄率是不相关的。鼓励更高的个人储蓄肯定会帮助提高国民储蓄。并且，适当的个人储蓄对个人财富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一个国家从总体上来说为其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储蓄，储蓄也可能被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分配，使得特定人群得不到足够的财富。

　　但是，“适当”储蓄的概念是难以捉摸的，人们有很多原因要储蓄：为了防止收入的骤降而未雨绸缪；为了一生中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或者为给孩子留有遗产。判断人们是否从当前的收入中做了足够的储蓄，有赖于——这些人在未来是消费还是遗赠；他们已经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这些资产的回报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