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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监管架构:探寻危机中金融业风险控制路径

中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论坛综述

   

  自从金融危机在去年爆发后,全球资本市场受到巨大振荡:信贷收缩、资产价格下跌、大型跨国企业相继出现财政困难。而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演变,我国该如何维系金融安全并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外部需求急剧下降维持稳定须关注就业问题

  “探讨金融危机中的风险控制,首先要对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路径进行分析。”在中国保监会日前举办的“中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路径先从出口开始,外部需求的急剧下降导致工业下降、国民经济下降,随之财政收入等指标也明显下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不断加大。

  姚景源认为,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凸显,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社会整体的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这四个困难集中在一起,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坚定信心,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今年3月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姚景源分析认为,从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来看,6.1%的增速虽然不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平均值9.8%,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旧保持如此速度实属不易。此外,今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新开工项目增长达到50%以上,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后劲。

  “今年的世界经济依旧走不出危机,因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依旧存在。尽管目前还不能讲我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趋势,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依旧良好,当前的工作就是要努力稳定这种趋势,尤其要重点关注产能过剩和就业形势严峻两个问题。”姚景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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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脱媒暴露监管真空多层面严防系统性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表示,本轮金融危机最早原生地并非贷款银行,而是专业的信贷机构,正是由于金融脱媒过程中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加之比较宽松的监管体系,最终导致系统风险失控继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在过去的20年中,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投资者在战略、产品客户方面趋同,混业经营和风险转移使得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趋同。与此同时,监管放松和疏失使得部分有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和产品甚至不在监管范围之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美元化也降低了宏观政策的异质性。在张健华看来,异质性是金融体系保持稳定的关键,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必须有不同的目标、投资方法和制度结构,投资者也应该有不同的信息渠道。

  张健华同时表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薄弱使得机构追逐短期回报和过度冒险,而“最好的监管是最少的监管”的理念也让各国忽视了对系统性风险新来源的检测,放任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国际金融机构也缺乏对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检测。因而,“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同时着手,微观层面要提升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中观层面要重构金融制度,宏观层面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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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商业模式面临重组监管者调整策略降低顺周期性

  对于未来一个阶段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监管的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认为,有三个演变趋势日渐明显。

  “首先,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面临重组,‘影子银行’将被纳入监管。”巴曙松说,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适合创造产品并激发商业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微观商业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但金融监管却没有及时跟进。“要维系金融安全并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银行不能依赖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和资本要求将成为今后的监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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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系统性风险促成金融监管部门合作。巴曙松称,据美联储2007年测算,美国家庭和公司持有房地产资产占GDP达22.5%,银行有40%的资产直接或间接投入房地产市场。反观我国情况,今年1至5月银行信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1至5月新增信贷达到5.83万亿元,同比增速为30.6%。从整个金融行业看,行业的集中度很高,累计的风险也很集中。此外,市场波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和资金的长短错配,都有可能促成系统性风险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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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金融监管者面临调整,传统的监管理念也需要改进。“实际上,所有金融监管机构都在改进,但是还是出现了如此大的危机,这说明传统监管理念需要改进,场外交易监管、反周期进行机制、压力测试等监管手段应逐步引入。”巴曙松认为,降低顺周期性将成为监管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以往监管重点过多放在资本充足率上,现在另外两个支柱———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也应当被强调。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已经充分国际化,监管全球统一合作也将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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