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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转型期的风险管理策略

2008年迅速蔓延的次贷危机中,银行业所受的冲击最为明显,特别是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花旗银行。截至2008年11月底,其股价跌至近3美元,跌幅超过9成。从其财务报表中可以看出:减值幅度最大的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这正是商业银行转型时所增加的综合型业务,这类产品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在危机中,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都暴露出在风险管理上的制度性缺陷。

一、转型期中存在的市场风险

商业银行的转型包括:一、机构转型,即传统的商业银行通过派生或并购的路径进行组织扩张,成为开展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二、产品转型,即在金融工程技术的支持下,银行金融产品融合了信贷融资、证券投资、信用创造等功能,沟通了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担保市场的综合性金融衍生产品。

商业银行在向综合化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开发带有明显市场特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业务。资产证券化是企业将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通过贷款证券化,作为间接融资中介的商业银行退出市场,使得资金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融资关系。

然而,综合化转型后的银行全面覆盖了各个市场环节,不但回收了间接融资市场的信贷风险,还主动地吸纳了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

这种风险循环改变了证券化设计的基本功能,使银行经营所面对市场风险大大加强。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银行的全面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波动性风险。大量发行并持有金融衍生产品,使商业银行的稳定性降低。如果商业银行所开展的金融衍生业务过分单一的话,将会提升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二、花旗银行次级贷款业务分析

花旗集团是商业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的典型代表,而资产证券化产品就是其典型的产品转型的成果。花旗集团在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全面投入是机构转型与产品转型这两种转型综合开发的典型案例。依靠综合化的业务架构,花旗集团在证券化市场中扮演了包括发起方、担保方、承销方、投资方和服务方等多重角色,并由此承担了证券化市场的全面风险。

根据花旗集团的统计口径,其按揭贷款风险评定主要有两个指标:最重要的指标是贷款人信用级分,据此把贷款划分为优质贷款、Alt-A贷款和次级贷款;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按揭比LTV,即按揭贷款与抵押房产的价值之比。相对于美国同期按揭贷款结构水平,花旗的按揭授信结构较为均衡,优质贷款占比78.35%,风险相对较大的次级贷款仅占10.59%。

按揭贷款是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蕴涵的信贷风险也可导致证券化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美国按揭贷款违约风险的急剧上升正是本次次贷危机的源头。从贷款偿还延迟率上看,花旗集团的一次按揭的延迟率从2006年1季度的1.40%上升至2007年4季度的2.56%。其中,次级贷款的延迟率达到7.83%;而二次按揭的延迟率也从0.14%上升至1.38%,LTV≥90的贷款的延迟率达到了2.48%。由此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美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直接增大了还贷压力。从一次按揭的情况来看,信用级别与延迟率呈正相关关系;从二次按揭的情况来看,按揭比与延迟率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低信用级别、高按揭比的贷款就成为主要的风险敞口,并最终构成了花旗集团的贷款损失。截至2008年1季度,花旗集团该部分业务的直接损失就达256亿美元,表内存量敞口达291亿美元。另外,花旗银行的自营交易和承包销债券交易也为集团造成巨大损失,产生巨额风险敞口。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以上两项的相关损失达到了251亿美元,风险敞口227亿美元。

2008年1月15日,花旗银行公布财报,其2007年第四季度单季度亏损98亿美元,这是花旗银行196年历史上最大的单季度亏损。花旗银行股价自2007年10月起持续下跌24%,总资产减少1750亿美元。为应对巨额损失、减少营运成本,花旗银行开始通过部门重组、裁员等方式展开一系列自救措施。直至2008年11月中旬,花旗集团的损失仍然在加剧,成为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的跨国金融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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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级贷款风险产生原因

当花旗银行于2006年刚开始正常向综合化经营转型时,这种转变使商业银行有效地分散风险、节约资本;并且增加了银行的收入来源,推动多样化经营。但在面临市场压力和市场调整时,这一新的模式还不能够有效地抵御波动,反而会通过公允价值等会计因素加大市场波动,引发市场更大范围震荡。花旗银行的次级贷款业务危机就是最现实的案例。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商业银行转变为综合化经营模式后,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设计缺陷。

一是激励与风险承担错位。激励机制上,发起人花旗不再审慎发放原生贷款,信贷纪律松懈,对信用历史欠佳、借贷收入比较高且信贷文件不全的借款者发放次级抵押贷款。激励制度把发起人银行的收入和贷款数量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和贷款质量联系在一起。先前会计制度的缺陷使贷款的信用风险可以从资产负债表移除,减弱了银行的监控动机风险承担上,分销产品很容易获得高信用等级,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和投资工具的顺利销售有关,级别越高,越容易销售,收入也越高。与此同时,评级机构并不承担相应的赔偿风险,引发了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二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花旗银行原则上使信用风险转移导致风险更有效的分担;另一方面,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信用风险并没有消失,而且往往是转移到了未受监管的市场。由于没有充足的、有效的公开信息,投资者并不能对花旗银行的结构信贷产品等分销产品做出客观的独立评估,难以识别金融风险,因而过度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论受到质疑并被证明是不合理的时候,投资者不再信赖评级机构及不再愿意提供融资,导致这些和相关投资产品的资金来源的消失,资金链发生断裂。

三是风险管理的缺失。次贷危机中,流动性风险管理缺失被证明是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最大软肋。银行转型的成功非常依赖于市场流动性,因为许多经过原生后的资产需要银行自身积极分销,如果分销不出去,就要承担很大的存货风险。过度依赖市场流动性,意味着市场条件的恶化会迅速地对银行的融资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在证券市场面临压力,流动性缺乏时,增加了资产重新融合的风险和持有风险。在整个证券化进程中,这是最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风险,在流动性压力测试存在严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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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建议

一是加强金融监管的针对性。首先要稳定市场监管制度,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降低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美联储负有稳定宏观经济的传统职能,但在履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缺位现象,对新生领域的了解、认识、监管有所欠缺。其次要执行审慎性金融监管,对具有权威保证性质的特定金融机构如评级机构实施监管,从而控制市场爆发大规模信用危机的可能。

二是加强内部风险控制。随着公允价值记账方式的逐渐推广,商业银行的综合化转型势必将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为了更好地应对,商业银行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风险资产内部控制制度,从而通过合理的财务策略来规避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建立内部风险控制系统本身对于大型金融公司不存在实力问题,而是要形成企业自律,主动对自身风险进行挖掘,防范新生风险。

三是建立资产证券化的表外披露制度。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转移风险的有效工具,也是通过风险分摊来缓和金融市场危机的可行路径。资产证券化的表外披露可间接优化资产结构,保持市场信心。但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新兴的金融工具,产品结构较为复杂,风险测量存在认识偏差。但从稳健性角度考虑,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至表内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商业银行依然占据金融市场中心地位的中国,保持市场信心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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