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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偏执附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

当前,在全球经济衰退日益加深之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上升为恢复全球繁荣的重要引擎。中国和日本一道,向美国政府及其中毒的美国金融机构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为华盛顿提供了急需的时间,以便制订合理的计划,对美国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实施大规模救援。

  

自然而然,亚洲股本流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事实,突出表明亚洲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不断增强。在世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同时,美国急切地希望通过改变对外接触的方式恢复力量平衡,从而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刚结束的亚洲四国之行是一个强烈信号,意在昭告世人:她将使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发生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在美国4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前10位国务卿当中打破首选欧洲或中东甚或美洲的惯例,只有她决定把首访目的地定在亚洲,因为亚洲地区充满了大胆行事和获得战略收益的机会。

  

事实证明,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京期间,最紧迫的使命是确保中国承诺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帮助向奥巴马总统的刺激计划提供融资,因为我们(中美)将真正地共荣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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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非常重视中国的下一步举动不是什么秘密。正如她对上海一家电视台所说的,“如果美国不能对赤字开支提供融资,从而刺激已经停止转动的经济,那么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但这造成了一个悖论,由此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中一个持续不断并且激烈而活跃的争端和靶子。双方的基本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买主,而出口推动着中国的增长;反过来,中国把从玩具、服装、钢铁等出口产品所得的“多余”收益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截至2008年12月底共计6962亿美元,占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的46%,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债权国地位的一个基本指标是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到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9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9%。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无奈的依赖是相互的;中国需要美国,美国同样需要中国。中国在国际上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出口能力,成为债权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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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2003年成为净债权国以来,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5年来,中国以资本输出国的新角色活跃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拉美和大洋洲,已经将蓬勃发展的借贷业务扩展至海外,且不局限于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史无前例的严重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当前美欧信贷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同样史无前例的储备水平引发了第二波议论:赞成者说,丰裕的储备是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它被视为中国远见的犒赏,这使中国增强了抵御危机的能力,中国政府因而有了更多的活动余地和政策选择;批评者则坚称,储备“过高”是中国不当的货币政策果实,恰恰说明人民币汇率被大大低估了,而正是中国不公正的汇率导致了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逆差局面。这些批评者还认为,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刺激经济发展,正在更彻底地奉行已坚持10年的有害政策,包括一轮接一轮的出口扶持以及银行信贷激增,目的仍然是有意无意地扩大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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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叫嚣说,中美经济关系失衡是美国经济乱局的始作俑者,不仅人民币的币值不合理,而且中国严控资本流动的做法使全球经济经历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剧烈调整,但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破坏性政策牵着鼻子走。因此,中国货币问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打响这一言论战第一枪的是美国财长盖特纳,他在国会2009年1月23日为自己举行的提名批准听证会上递交书面证词说,奥巴马总统认为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

  

无独有偶,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走下政坛之际,已经首先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的储蓄过高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出现泡沫,并将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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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美国国会山,中国继续成为美国在贸易、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立法的焦点。由于政客们不断蛊惑存在不满情绪的民众认为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日益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扩大的威胁,因此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认为外国商品与投资对本国经济有害的思想)影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剧。事态很容易朝错误方向发展。美国政客们有可能再次嫁祸于人,把错误的看法当作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比如说,“是中国人让我们债台高筑”。

  

全世界都清楚,上述委过于人的政治化观点都是错误的。美国糟糕的经济政策才是金融危机的更大原因,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失败哲学和美国社会的过度消费才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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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保尔森和盖特纳的唐突言论一冒头,就立即遭到美欧主要媒体的迎头痛击和冷嘲热讽,在不同程度上,在双边互动和多边论坛上,都理屈词穷,因而未敢恋战。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在于,进入2月份,中国竟也有人试图效仿美国的这两位财长,硬说“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不要以为经济危机我们没责任,我们是有责任的”。持此怪论者,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某著名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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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某些人炮制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是为了混淆视听、推卸责任,甚或在谈判桌上增加他们自己国家讨价还价的砝码,那么“中国责任论”的这种本土化版本,又是何所为而来呢?在国际博弈的现实逻辑中,抽象学理上的所谓是非,往往只是被利用的借口和被操弄的工具而已,不懂得这个道理,唾面自干,甚至随声附和,这要么是出于天真,要么是出于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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