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要素的竞争力 印度, 决策者, 竞争力, 俾斯麦, 东南亚

可望进步者

国家之间合作-竞争的利弊，往往取决于战略制定的高下，对于决策者极具挑战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如一百三十年前德国名相俾斯麦所告诫的， “ 切记要当骑士，切忌沦为坐骑！ ” 这对环球竞赛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格局新旧。赢得普法战争后，德国就野心勃勃要翻身上马，但经过两次大战反被掀翻在地；英国虽然惨胜，却在美国的压逼之下交出了殖民疆域（如印度、东南亚等），首席交椅也不得不让给了后者。新格局之下，博弈文明了许多，也更有效果 —— 竞争不再靠武力征服，而是集中在经济附加价值的分配上面。

上期我们提到，怎样充分发挥我们庞大人口的潜力，对于中国这样以贡献劳动力为主的大国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整合自然资源的供应，和建立区域性的人民币通货区，是两个不可少的战略举措。至于能否产生成效，则端赖我们的管理能力。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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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国内巴菲特已是名闻遐迩（1995年我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上连载评论介绍时，他还鲜有人知），让我们引述他2003年11月在《财富》的寓言式的文章 “ 贸易赤字使美国沦丧 ” ，传递的信息极为丰富，值得反复研读。其中有三个告诫充满着睿智和远见：1、巴菲特在1987年开始就呼吁，美国透支消费的风气不可持久。贸易赤字逐年巨幅递增后，他2003年再次大叫 “ 狼来了 ” 。他确信美元将会随即贬值，于是剑及履及，在72岁（2002年）那年平生第一次炒汇；2、巴菲特把美国和它的贸易伙伴比作两个岛国 ——“ 靡费岛 ” 和 “ 勤俭岛 ” 。 “ 靡费岛民 ” 好吃懒做，大量进口 “ 勤俭岛 ” 的产品，欠下的巨债用债券支付。终于， “ 勤俭岛 ” 感到 “ 靡费岛 ” 的债券风险过高，就拿债券买 “ 靡费岛 ” 的地产和物业，最后 “ 靡费岛 ” 的资源尽为 “ 勤俭岛 ” 所有， 岛民及其后代不得不重新苦干来抵还欠债； 3、巴菲特以日本为例对美元的前景作了预测。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巨额出超，得到的对价只是美国自己印制的美元而已，美国人的压力因此不会很大。除非抑制它对美国出口，日本消化美元的出路只有两个：a. 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者 b. 购买美国的地产和资源。假如日本采用b来解决，就形成了上述2里面所描述的情况。要是日本购买第三国，比如巴西的资源，以美元支付的话，那么美国的债主就从日本变成巴西。尽管换了债主，美元还是持有在外国人手里，除非换了巴西来从美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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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告诫的内涵，要比繁复分析和长篇议论还能说明世界经济当前问题的症结。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控股集团在2003年就从外汇买卖上获利八亿美元，证实这位哲人警告的美元贬值，就在发生在当下，远非什么杞人之忧。他批评美国人靠借贷来透支消费，把债务推向后代和他国。至于美国的资源是否会逐渐落入 “ 勤俭国 ” 手中，以至于美国人不得不靠打工还债的警告，要过久远才有可能变为现实。美国人的欠债是用美国印制的美钞来偿付的。如巴菲特所言，说到底债权国除了购买美国的东西之外，是无法摆脱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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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巴菲特的三个告诫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不难得知，收购发展中地区的资源要比贸然进入发达地区运作要安全，也容易管理得多。日本就曾被很好地上了一课。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横扫美国市场，巨额的出超，加上国内的房市、股市一片腾涨，使得太君们相当陶醉，他们急欲用手中的美元来购买纽约、洛杉矶等城市的地产。哪知道金融这行门道深奥，可不是傻客们轻易就能登堂入室的。日本人就像初学柔道的男孩，刚刚拿到黄带，就要和华尔街的黑带柔道高手过招。洛克菲勒中心收购案的例子说明，华尔街要比我们电影《地道战》里面的 “ 高家庄 ” 可厉害得多。太君陷了进去，三、两下就被踢将出来，身价还被 “ 腰斩 ” 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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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迪拜主权基金的垮台提供的案例同样具有戏剧性：迪拜世界集团的私募基金 IWC（Istithmar World Capital）全资拥有的坐落在纽约市的顶级W酒店（270个房间）前几天被拍卖，以惊人的低价两百万美元成交。W酒店是新潮豪华旅店（读者不妨参观一下九龙的W酒店，就明白它的水准有多高），2006年十月在世界资产泡沫处于尖峰时期，IWC以两亿八千二百万美元买下了它90%的股权，以后又陆续投资。当然眼下酒店处于资不抵债的困境，据估计，焦头烂额的IWC以两百万拍出的这项物业还值1.375亿美元。

其实不仅仅金融服务业门道深，收购发达地区的即使是制造企业，管控也是很不容易就能产生效益的。比如，台商 “ 明基 ” 收购西门子的手机业务，被德国的劳工法规就搞得灰头土脸，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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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为，购买了资源就能获取预想中的附加价值。产权说到底是一种法权，法律名义上的拥有，并不就能保证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的实现。环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在以前被解释成
“ 禀赋的不同 ” ，现在则被含混地解释为由 “ 比较成本的差异 ” 造成。而 “ 比较成本 ” 的核心部分正是 “ 制度成本 ” 和 “ 组织成本 ” 。

收购了发展中地区的资源，只是在法律上获得了它们的经济（潜在的）权益，只有通过具体的管理切实降低了制度、文化、组织、技能、习俗等交易的摩擦成本后，期望中的经济效益才能转为现实。有效方法之一是向这些地区移民，传输组织文化和价值认同，并建立配套的企业和设施。只有在融入当地环境，与当地民众凝聚成共识后，才能稳定分享到被收购资源的长久效益。要达到这个境界，移民需要携带大量资金前往。为此，国家应该提供低息或免息的长期信贷，来帮助他们在当地生根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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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达地区，则应该派遣学生，学习这些社会在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经验，这些软技术和隐含智慧是无法靠惯常的进口来获取的。为此，国家有义务全面资助，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就专门领域展开深入学习。中国拥有大量勤勉、好学、迫切改变自身境遇的优秀人力，提升这部分国民的潜质，是一个社会能进行的收益率最高的长期投资。同时，对留学培训上的投资一般会受到投入国（例如美国）的欢迎，不太会引起摩擦，而且能以双赢的方式来消化美元，从而避免我国坐待美元贬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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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提升中国的 “ 禀赋 ” 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对一般劳工普遍展开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和素质能力的培训。笔者已经多次著文强调（譬如在《南方周末》的系列文章 “ 冬日围炉话海啸 ” 里）这条途径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由国家牵头组织并资助，多元参与并投入的大规模培训，才能有效增加国民具备市场认同的附件价值。平心而论，在工厂、建筑工地劳作的亿万民众是开放三十年来经济起飞的最基本动力，是我国最强大最难被取代的 “ 要素的比较优势 ” ，也是有待开垦的最广袤的 “ 内需 ” 处女地。向广大的基层劳工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职业培训，不止是 “ 藏富于民 ” 的办法，根本上也是一种 “ 还富于民 ” 的补正措施。如何给基层劳动力 “ 充值 ” ，应该尽快成为我们 “ 可持续发展 ” 方略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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