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的战略问题(转贴)
作者:张文木
前 言
全球科技资源利用战略问题本质上是国家科技发展,从而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不同的道路选择,会对国家发展及其后果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
历史上英国曾逼迫美国像印度一样,成为英国资本的附属国家,但美国人不惧挑战,并在抗击英国的政治压力和军事侵略中,走上了一条自主型的国家发展道路,这不仅使美国成为 20 世纪世界科技的中心,而且还使美国 成为执领 20 世纪 全球技术革命的先锋。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摆脱了依附型的国家发展道路。结果是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存在着巨大差异――从一个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科技原创力和全球科技资源利用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国家。不同的是,就在 20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苏联戈尔巴乔夫放弃十月革命开辟的国家独立发展道路,要以“新思维”融入所谓“国际社会”,其结果竟是苏联在短期内迅速解体:苏联国家的财产大规模流失,大批高科技人才流失于西方。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半个多世纪所获得的成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荡然无存。 20 世纪末的俄国再次回到 20 世纪初穷弱帝国的起点。
科技的创新和应用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科技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政治及其运用问题。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权和地权之争,而是事关国家独立自主还是依附型的政治命运之争。 20 世纪美国和苏联人均在技术领域,尤其是战略性技术领域中坚定地贯穿着国家至上原则:美国在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不顾自我标榜的“自由贸易”信信条,单方面终止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美洲虎”坦克计划、强令麦道与波音合并、美国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其结果使中国战略产业发展连连受挫,航空“三步走”发展计划中途夭折。上世纪 50 年代,当中苏合作开始进入一些战略性技术领域的时候,苏联立即不惜以破坏中苏友谊为代价,单方撕毁协议,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为西方强力纳入国际资本链条之中。 1927 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民族民主的革命原则后中国就进入依附于西方资本的依附型的买办经济发展道路,其结果是 30 年代中国农村的普遍衰落,工人农民生活的普遍恶性化和民族市场的持续萎缩。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终止了中国依附型的买办发展道路。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从制度上大大降低了中国现代化的改造成本,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尤其是为国家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中国的科技事业在一穷二白和没有多少外援的条件下获得巨大和迅猛的发展。独立自主使中国科技焕发出的空前创造力和吸引力,大批具有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来到中国。当时,新中国成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重心之一。半个世纪中,中国从买办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社会主义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科技而言,确是一条“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 90 年代苏联和美国对华高技术合作中表现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独立自主仍是中国未来科技发展,尤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战略性技术发展的最基本、最不可动摇和最不能妥协的前提。
中国改革在 20 世纪末渡过了大国兴衰所引起的巨大政治震荡并顺利进入新世纪。但中国的改革实践尚不未来得及从理论上全面消化刚刚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际间科技竞争后面激烈的政治斗争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变本加厉地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应独立自主地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只需“模仿跟踪”国际先进技术,获得“比较优势”,等待西方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行了;在国际斗争面前,自认劣势,甘居弱势,不思进取,希望以牺牲国家主权利益换回西方“良心”的发现和对中国崛起的“认同”。而根据几个世纪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根据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苏联和美国的背信弃义对中国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严重教训经验,笔者不能不认为,在目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这种放弃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发展思路,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是灾难性的。对此小平同志看得明白,他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7 页、 3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