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我多半在社区的小超市买菜,尽管贵一点,但是可以只买很少的分量,避免浪费和扔在冰箱里营养流失。如今,找楚铭报名购买便当的人数一下超过了30,我就必须节约成本了。离家8公里以外的河边有早市,会有本地的菜农去那里售卖自家田地出产的新鲜蔬菜,有时还有未经冷冻的新鲜肉类。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7点准时出门去早市一家家比较,买最便宜的原材料。回到家时多半已经是9点以后了,我洗好衣服晒好被子,就要开始准备午餐了,三十多个便当全部就绪,大概已经是11点以后,接着我得把这些便当全部装进自行车的车篓里面,送到西北大学去交给楚铭,由他给同学分发。 那个月底是我和楚铭到美国后第一次去外面吃饭——我们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玉米面饼、玉米浓汤、仙人掌布丁,还一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因为,那个月我卖便当赚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
当楚铭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存款已经积累到了30000元,我们还提前还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贷款,我们也搬了家,搬到了一处四面都有窗户的独门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美国的出租房分两种:有家具和没家具。后者往往较便宜,我们自然还是选的后者,家具是我俩捡来的和在“Yardsale”买来的(美国人搬迁频繁,所以常常会自家后院或车库低价出售不愿带走的旧家具及用品)。还算幸运,我们花了45美元就买到全套的大餐桌及餐椅、沙发、写字台、床、床头柜等。然后,我俩去社区的垃圾站捡了一条宽条凳,买块台布一搭,成了电视柜;捡块木板往纸箱上一搁,成了小灯柜。我还从外面拾回别人扔掉的花盆,种上路边找回来的兰草和常青藤,我们就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了。 楚铭决定继续读博士,他建议早已通过语言关的我尝试也一起读书,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说也是我该换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过楚铭的推荐和我的笔试,我成为了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班的一名新生。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我的读书而受到影响,楚铭跟着他的导师接下了州政府的一项研究活动,每个月固定能有1500元的政府津贴,而因为我们住房的搬迁,我的便当业务也被更加赚钱的家宴业务所取代了。 因为上午下午都有课,我再不能做便当了,那些吃惯了我做的饭菜的留学生们都怅然若失,纷纷来找我,希望我能拿出一个既不影响读书又能让他们大快朵颐的解决方案。最后,我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收费式家宴。 在我读硕士以前,在楚铭的“逼迫”下,我经过艰难的2次笔试5次路考才总算拿到了驾照,然后我们买了一辆80年代的二手日本车,每天下午下课后,我马上驱车去晚市买菜。因为临近收摊,蔬菜看起来就有点蔫蔫的,不像早上那么新鲜,我可以大肆砍价。 买好菜驱车飞奔回家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忙碌,房子里有一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硕大的圆桌和椅子以外空无一物,这便是我家的家宴宴会厅了。到了快开饭的时候,事先预约好的留学生们便会络绎不绝地拥进来,每上一道菜便是一阵惊呼,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来自家乡的美食——我回国探亲带来的金华火腿、桂花鸭、黄泥螺……自己舍不得吃,全部被他们扫荡一空。不过,家宴的费用是比便当贵很多的,以人头计,一人15块钱。我的利润比起做便当还增长了50%呢! 自从我俩的经济走上正轨以后,每当有假期的时候,楚铭就会带我去美国各处旅游,因为有留学生证,我们可以享受半价的车费,可以六折费用住宿在青年旅馆。说来惭愧,以前在上海的婚姻生活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爱好,直到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方才发现,彼此竟然都对精美的各地手工艺品情有独钟;尽管我们平时节衣缩食,但在面对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时,我们的口袋就仿佛长了翅膀一般。而每当发现当地手工一流的制品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地从卖家那里打听到工坊所在,一起去那里目睹这些杰出工艺品的诞生过程。当我们游历完一圈回到达菲尔德时,除了大包小包的工艺品外,还拿到了众多一流工坊的联系方式。 然后,前来我们家家宴的留学生们便会眼前一亮地看中某一件在角落里熠熠生辉的工艺品,然后腼腆地上前来询问我们能否割爱——当然可以,只不过,价钱会比我们在原产地购买的时候高上那么一点点。当我们家里的那些工艺品被抢购一空后,我俩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旅行竟然没有花掉自己一分钱——那些食宿交通费全部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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