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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金融街走一圈,碰到的券商投行人士十有六七都拥有“副总裁”或“董事总经理”的头衔。他们的同行也一样拥有眼花缭乱的职务:董事正副总经理、正副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等等。虽然叫“董事”、“总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公司董事局的一员。
不只是外行人看着困惑,就是券商管理层也不太舒服。试想一位公司高层和投行部门的员工一起外出,投行部的“高级副总裁”比公司的副总裁更受礼遇,这让公司总部的副总裁们情何以堪?
一家合资券商的董事副总经理向《投资者报》记者抱怨说:“不光投行级别五花八门,而且每家券商的设定还都不一样,这对外界来说是挺乱的。有时候这家券商的项目经理,换到别家券商就等同部门经理,这弄的我们有时自己都不搞清楚。”
头衔通胀
实际上,投行部真正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领导往往只有董事总经理,至于高级经理,不过是个项目专员而已。
香港把这种现象称作“头衔通胀”(Title Inflathion)。在海外,投行实行的基本是“MD制度”,内地券商大规模流传的正是这种外来的文化。
太和顾问公司近期专门对内地32家券商进行了一个调研,结果显示有高达六成的券商采用MD制度。太和顾问的人力资本数据咨询业务副总监/首席顾问蒲世林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今年将会有更多的券商进行MD序列机制设计,上一次推广MD制度设计的高峰期大约在3年前。
蒲世林梳理了各类投行级别的序列,从高到低划分出这样一个层级:董事总经理(MD)、执行董事(ED)、总监/董事(D)、高级副总裁(SVP)、副总裁(VP)、高级经理(SA)、经理(A)、助理(AS)。
也就是说,董事总经理相当于部门总经理;执行董事相当于部门副总经理;董事或高级副总裁相当于一个项目组的头;至于副总裁或高级经理,其实与项目组头的副手无异。
在国外,上述8个层级中,后4级基本可在5~6年内晋升,要想爬到金字塔顶端董事总经理的位子上,则至少需要15年。但在内地,高一些的级别有时候比较容易获得,尤其是当你从一个大中型投行跳槽到一个小券商时,“惯例”就会让你直升两级,这样的话,什么执行董事、总监,甚至董事总经理都可以快速拿到,而跳槽在内地投行非常普遍。
弱市送头衔
不过头衔虽有通胀态势,但各家券商还是有一套考核措施的。蒲世林告诉记者,考核对象基本是针对SVP以上级别人员的,考核依据主要是过往业绩,包括承销家数和业务收入。
他给出的调研报告显示:要做到MD,起码一年内自己的团队要保荐过2家企业,平均数为3家。业务收入平均要达到5500万元,少的也要达到3800万元。ED平均要保荐2家企业,业务收入的平均数大约在3000万元。D的业务收入平均数则为1000万元。
不同级别的薪酬结构也不同,有的和固定薪酬联系密切,也有的和项目津贴及各种福利联系更多。
蒲世林说,之所以今年有更多的券商采用MD制度,部分原因是行情不好,给不起那么高的薪酬,投行转而主抓内部管理体系建设,以“给头衔”的做法来激励员工。
警惕舶来品变味
由于按传统的券商管理结构的金字塔模式,员工很难获得晋升机会,而投行文化更多是一种近似合伙人的文化,所以如何保证员工获得确定的上升通道就成了一个问题,而MD制度提供了解决办法。因此,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JP摩根等诸多海外投行都采用MD制度。
在内地投行也引进MD制度后,投行的管理序列和技术序列并行发展,这使薪酬水平不按行政级别而是按业务水平划分,行政级别较低的专业人才如果在业务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其薪酬水平完全可以超过行政级别极高的人。
这为投行利用通胀了的头衔让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在香港,美林银行经常把它当作一个招聘诱饵,给年轻员工提供副总裁的职称。
目前,内地MD制度最完备的是中信和中金两家公司。记者注意到,除了投行,近来券商的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等也开始效仿,甚至公募基金等机构也附庸风雅。
对很多人来说,MD制度是一个新鲜的舶来品,但内地广泛引进后,就要警惕变味。
蒲世林认为MD机制设计的初衷主要用于评价及体现能力差异,与固定薪酬关联,其中业绩只是能力体现的一方面,并非全部。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内地券商都直接将MD机制用于评价业绩差异,过于偏重结果,忽略了对投行人才能力的培养开发。
譬如有时候项目太多,人手不够,为了显得重视客户,公司常常给派驻的层级低的投行员工戴上“高级副总经理”和“总经理”之类的帽子。
这种晋升惯例终于使如今的高职级含金量骤降,MD和ED越来越多。5年前,一家合资券商的MD可能不到20人,如今人数翻几番的也不少见。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在瑞银集团时,旗下一些投行员工出走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部分投行能够给予其MD的头衔和待遇。在他看来,很多投行从业人员越来越看重职别和薪酬,而非责任和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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