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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褪色的誓言：卖方分析师的行业潜规则调查 [打印本页]

作者: jack87021 时间: 2011-5-23 06:13 标题: 褪色的誓言：卖方分析师的行业潜规则调查

“证券分析师在执行业务过程中，必须恪守独立诚信、谨慎客观、勤勉尽职、公正公平的原则。”这是《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职业道德守则》第二章中的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分析师执业的神圣感：执业过程中应当坚持独立判断原则，不因上级、客户或其他投资者的不当要求而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在手持“鬼头刀”的基金恐吓下，这种神圣褪变了，世俗了，卖方分析师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性，已成为业内最大的潜规则。
正因为此，“假如你明明不看好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其他分析师都一致唱多该公司股票，且基金也希望你看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对于各大券商的卖方分析师，不再简单。
一位在行业中侵淫多年的北京某券商分析师听题后，略微思量便痛快做答：“当然按基金的意愿。”而另一资深分析师却选择了沉默。
“种种因素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分析师独立判断的能力，诚实的研究报告又从何谈起？”上述选择沉默的研究员最终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上述问题，而选择了“剑走偏锋”，“这不仅仅是分析师的尴尬，也同时是目前我国市场中的一个尴尬的灰色禁区。行业的种种潜规则之下，是一整条相辅相成但又相互角力的利益链。”
而给出明确答案的北京某券商分析师的理由也特别简单：“潜规则之下，一旦开罪基金或是相应的上市公司，你的话语权将全失，没准还将受到一连串的惩处，即使最后结果证明，你的确看对了，但那又如何？”
近期，某分析师“电话门”事件，似乎成了分析师正沦为资本“绞肉机”中的一块俎上之“肉”的最好佐证。
1.一个电话引发的故事
“这个结果可能是他当时所没有想到的。”作为此次“电话门”事件主角曾经的同事，深圳某券商通信行业分析师在“电话门”事件爆发后告诉记者，“该分析师的做法是行业中一直都存在的潜规则之一，尤其在过去的牛市中，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如今市场早已熊声阵阵，任何的利空消息都将对股价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在此前提下，‘电话门’事件才会格外显眼。”
时间回到今年8月，时值 “全球近年来该行业第一大招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南方某上市公司之前以其技术和价格优势一直雄踞国内该行业市场份额的领头羊地位，而面对着此次该行业变革重组后的首次市场划分，各大研究机构、市场人士几乎都一致认为，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外商之前在国内行业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必将较大地被缩减，该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此次招标的揭晓而猛增。
受此消息影响，该公司股票成为了进入2008年为数不多的抗跌股之一。
2008年1月以来，该股以62.70元拉开了2008年首个交易日的序幕，至2月19日，更是一路上扬至79.80元，其上市十年来的历史最高价。5月26日，随着行业重新洗牌局势的明朗，其股价再次攀上了73.50的高价。而2008年1月份至此，上证指数已经从5265点跌至3364点，跌幅达36%，而同期，该股却不跌反涨，涨幅达17%。
2008年7月9日，该股进行了2007年度的分红派股，每10股转增4股，7月10日除权后，该股以44.30元(相当于除权前的62.02元)开盘，直到8月14日当日，其最高价仍然稳定在42.10元(相当于除权前的58.94元)，实际上从2008年1月至此，大盘深度调整，至2008年8月14日当日，上证指数已经暴跌至2454点附近，跌幅已达53%，而该股同期跌幅仅仅不到6%。
这一切，却在8月14日开始被终结。
8月14日，该股在冲上42.10元之后，便一路下滑，至10月28日,短短两个月时间暴跌至近3年来的最低价15.50元(相当于除权前的21.7元),跌幅达63.2%,而同期大盘跌幅约31.5%。如此大的逆转，实则仅因为一个电话。
8月14日上午，该公司在“全球近年来该行业第一大招标”中意外失利的消息，被上海某券商研究员W意外获知，并从W处流传至小部分的基金经理耳朵中。当日，部分基金便开始出货。
当天该股以40.50元开盘，在一路上涨至42.10元后开始大幅下跌，短短半个小时内便跌至37.05元的当天最低价，跌幅达9.2%，最终报收于38.00，下跌6.8%，之前日换手率一直在0.1%—0.3%徘徊的该股，突然放出巨量，当日成交116137手，换手率达1.55%，较前一交易日放大至近5倍左右。
8月15日，上述某券商研究员W似乎已经掌握了更为确凿的信息。
“可能是当时事态紧急，也或许是该分析师也急于向基金证明自己消息的灵敏。”深圳某基金经理告诉记者，分析师W采用了一种“有失考虑”的方式，向其基金客户公布了该公司在此次招标中“失利”的消息。
8月15日当天下午2点，分析师W向其基金客户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在此会议中，该分析师表示，该公司在与其竞争对手在此次招标交手中，完全处于被动局面，而最终其竞争对手以低价的方式取得了新增份额的70%，而该公司与另一家国外厂商共同仅仅获得新增份额的30%，该分析师还表示，如果该公司想要获得更大的份额，就必将降价应对，那么就或将面临亏损。以此，分析师W建议基金抛售该公司股票。
8月15日，该公司股票出现尾盘深度跳水，最终报收于34.50元，全天跌幅达9.5%，而换手率较前一交易日继续扩大至2.15%，创下近几年来第二高的单日换手率纪录。
由此开始，该公司股票便步入下跌的深渊，部分基金不断对其进行抛售。由于曾被认为是在行业重组中最受益的公司，去年三季度以来,该公司便被基金抱团取暖，但此次由于部分基金的“叛逃”让其余“坚守阵地”的基金很“受伤”。
而在其前十大无限售股东中的7只基金中,除二季度大量减持的博时价值、上投阿尔法、融通新蓝筹有所增持外,中邮核心、上投内需动力、华夏红利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减持,减持力度300万-500万股。
其后，关于该公司在此次招标过程中失利的传闻愈演愈烈，而同时该公司在另一个大型项目上的招标失利的传闻也同时开始在市场上弥漫开来。
此时，面对一路下滑的股价，该公司不得不发布公告表示，“招标工作尚未完成，招标结果尚未揭晓，任何猜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并同时怀疑，分析师W的“虚假”消息是来自于其竞争对手恶意泄漏所致。
直到11月18日，公司的一纸公告,才揭开了首轮招标结果的神秘面纱。
“该公告的含糊其辞也间接证明了招标结果不如之前6月初市场对其预期的事实，也证明了分析师W的消息也并非空穴来风。”深圳某券商该行业分析师认为。
“或许基金方也没有料想到这个电话如此大的威力。”上述深圳某基金经理告诉记者，但随着该公司股价的一泻千里，“基金很生气，该分析师W的后果很严重。”
有消息称分析师W遭基金经理封杀，而重仓该公司股票的某基金已经暂停了在该分析师所在的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
同时，本报记者从有关渠道独家获悉，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监管机构已经对远在上海的该名分析师进行调查，调查具体涉及的内容不详，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名分析师在此次“电话门”事件中所涉及的有关交易内幕是调查重点之一。
2.“皇帝的画像”
虽然事实证明分析师W所言非虚，甚至与最终公布的结果也较为吻合。“有时候分析师的判断对与错并不重要。”某基金人士对参评新财富分析师排名的一分析师如是告诫，“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时刻与基金站在一起的分析师，有的时候，这比你是否能判断准确行业或公司发展的真正方向，更为重要。”
分析师和基金的关系，似乎用一则古代的寓言更为深动地表达。
从前有一个皇帝，模样丑陋。有一天他叫画师给他画像,数个画师给他画像，即使栩栩如生，但几乎最终都被其所杀，而最后一个画师，非但没有被杀，还得到了皇帝的奖励，其原因就在于，他把皇帝画的英武非凡，这正是该皇帝所想要看到的。
北京一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2007年股指突破6000点后，一些研究所及分析师还发布报告称，股指将有望达到8000点。
“这不是个人信仰和研究水平的问题。”该负责人向记者解释，他所在的研究所之所以没有在6000点时唱空，是因为要照顾到基金的情绪，因为基金是研究所的最大客户群。
“分析师的作用已经开始异化。”刚刚从行业跳槽至北京某证券公司研究所一年的刘某(化名)，在谈及这一年来最大的感受时，这样告诉记者：“分析师已经成为机构用来影响其他机构和投资者的工具。对基本面判断准确、对市场判断准确的分析师，在市场上很有可能是要被基金封杀的。而分析师有没有影响力才最重要，但这个影响力却又往往是基金赋予的。”
“换句话说，基金需要你对某个公司看好，哪怕这个公司隐藏了再多的危机，你也必须看好。”就职于北京某私募机构的雷某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他还是国内某大型券商的行业分析师，拥有5年从业经验的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各个研究所定位不同，很多研究所定位就是服务于基金，研究所的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依靠基金。”
基金难道想花钱买一份按自己主观臆想而来甚至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报告吗？
“如果基金已经建好仓，当然就不希望你发布不好的消息，如果还没建仓，当然还是希望得到一份真实的报告。”雷某解释道，“中间存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分析师虽然是服务于基金的，但其对市场的影响力却是针对所有投资者的，而基金看中的也是因为分析师表面上拥有的这种话语权。”
“话语权要实际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说话算数的话语权。一种只是有某些影响力的话语权。”上述曾遭基金告诫的深圳某券商分析师坦言，今年年初，曾有媒体将之前分析师看多市场的分析报告一一批驳，并直言分析师有为机构集体鼓吹的嫌疑，甚至不顾从业道德，颠倒黑白。“但分析师的这个职业本来就处于一个很被动而且尴尬的境地，要么被基金抛弃甚至封杀，要么选择妥协。”
“别人的非议无所谓，真正评价的时候还是靠基金。”雷某一语中的，“市场或是媒体对分析师的评价，只是发泄，对分析师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一旦开罪了基金，一方面基金就可能停掉其所在券商的交易席位，券商因此可能丧失数以百万计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基金的集体封杀还或将使该分析师的从业之路就此完结。”
“分析师难为啊。”刘某感叹。
3.养君千日，用你一时
上市公司与分析师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分析师都必须主动和上市公司搞好关系。这似乎并不难理解。
“上市公司无权发表自己对股价的看法。”北京某IT行业上市公司董秘告诉记者，上市公司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经营的本分，二级市场的股价高低，一般对公司经营本身没什么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要对该上市公司进行调研，要获得相关公司的一些数据和消息，就必须和上市公司搞好关系。”雷某认为这已经是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尤其是越大牌的分析师，就越惧怕上市公司层面的压力。
大牌分析师之所以能成为大牌，除了来自于基金的肯定外，还更需要上市公司层面的支持，才能使其话语权在基金面前更有说服力。
“上市公司对于股价的关注不外乎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大小非或将减持，要么是再融资或增发。”北京某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此时，上市公司需要分析师与之配和。
由于分析师不能得罪上市公司，所以分析师即使想拒绝，也会思量再三。很多有“良知”的分析师此刻会处理得比较巧妙，在配合公司拉抬股价的时候，也会适当地把自己实际的观点隐含其中。
既然上市公司一般情况并不受其二级市场上的股价的影响，那位和上述“电话门”所涉及到的该上市公司却如此在意其股价高低?
公开资料显示，该上市公司仅仅在2008年10月中，在大股东增持200多万股的托盘之举相隔十几个交易日之后，公司17位公司高管再次于10月28日、29日，以个人自有资金，以市场价格从二级市场共购入57万余股。
而同时，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分析师报告都一边倒地认为该公司业绩喜人，但数家大行的报告也偷偷地一面调低对其的盈利预测和目标价。
之前，当其招标首期结果公告发布当天，数位行业分析师均以“不想为自己找麻烦”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该上市公司有关人士则就之前股价大跌一事向记者一再表示，外界对于公司股价暴跌的说法并不准确。如果从2008年1月份至10月28日(10月28日该公司股价达到近3年来最低点)，这段时间整体来看，上证指数约下跌64%，而同期该公司股票的跌幅约为62%，几乎与大盘同步。
“我们上市十几年了，之前就是埋头专心干实业，现如今才发现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才发现公司之前对二级市场的关注度不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上市公司，也要特别注意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所以公司最近才渐渐对二级市场有所关注。”该公司有关人士在解答记者上述疑问时表示。该公司在2009年年初将会有一部分股权激励行权到期，有分析师测算认为，如果股价每高一元，管理层可多获利数千万元。
4.华尔街大行在中国的翻云覆雨手
不仅仅国内的分析师存在独立判断能力缺失的尴尬，在华尔街大投行的头牌分析师们看来，华尔街也同样不是天堂。分析师们同样需要八面玲珑以兼顾各方利益，一旦出现了与其市场主导力量相悖的观点，同样的尴尬甚至危机便会接踵而至。
华尔街投行奥本海默(Oppenheimer & Co.)的金融行业分析师惠特尼(Meredith Whitney)早在去年7月次贷危机初现端倪之时就下调了多家投行、银行的盈利预期和投资建议，当时这一负面的研究报告给她自己和公司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她在报告中建议卖出的几个金融机构，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其进行攻击乃至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她的同行们没有一个站出来同意她的观点，全都表示这些金融机构不会受到次贷影响，一些投行还取消了与奥本海默的交易。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中，由于有关机构的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波澜早已数不胜数，甚至分析师及有关机构为此被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最近发生的，就是次贷危机中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遭遇。
次贷损失使得各大小金融机构苦不堪言，他们将矛头指向了为次贷产品提供评级服务的评级机构，因为次贷产品至今未有统一的定价公式，而当初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及衍生品的时候全部是根据信用评级的高低来决定价格的多少。
当次贷的交易链条断裂，没有定价公式的这些资产，无论评级是“AAA”还是“BBB”都变得一文不值，信用评级机构自然遭到了市场从上到下的责难——“当初的评级从何判断的？”
美国俄亥俄州检察官马克.邓恩(Marc Dann)就明确指出：“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债上都赚取了高额的评级费用，是欺诈的同谋。”
另一位美国的州检察官也指控评级机构就是受利益驱动，因为投行是评级机构的主要客户，在火爆的时候某些投行一天就有上百种次级债等待评级，为了帮助客户销售产品，在评级上要求宽松就在所难免。
尽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不承认有欺诈行为，不过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对这三家机构的调查报告以及整改要求，它们在评级中的过失已经被盖棺定论。
类似的事件在2001年美国网络股泡沫时也发生过。
这一次饱受诟病的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华尔街投行。曾经在网络科技股大牛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玛丽.米克(Mary Meeker)因当时推荐的每一只网络公司股票都能上涨数倍而被誉为“网络皇后”。
当互联网泡沫瞬间破灭，这位“网络皇后”的光环也随之迅速消散，她还被一些投资者指控传递了错误投资建议。
最终，她并没有被告倒，又重新活跃在分析师的岗位上，但是华尔街投行在研究观点、投资建议上是否客观公正，在业内人士看来已经有心照不宣的答案了。
“投行的分析师要保持完全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在中央财经大学兼任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投资银行家卜若柏(Robert Blohm)对本报表示，“在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后，被起诉的那些投行分析师没有被判违法，是因为后来投行和众多投资者还有政府共同达成了妥协。”
当年辉煌的“网络皇后”因其点“股”成金的能力，在网络股泡沫膨胀期间为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部带来了许多网络科技公司的IPO项目，这些公司相信这位分析师撰写的研究报告，能帮助公司在发行时卖出一个高价钱，其著名战绩就是网景(Netscape)以100倍的超额认购率上市。
2001年的起诉事件之后，美国非常重视隔离墙(Chinese Wall)制度，明确要求投行中的投资银行部门和研究部门实施严格的业务隔离，以防止分析师利用研究报告为各自的投行项目暗中帮忙。
分析师要对某家上市公司作出负面评价，而该公司正好是其投行的客户，“上市公司向投资银行家施压，而投资银行家向分析师建议更改研究观点，这种事情在华尔街每天都在发生，数不胜数。”卜若柏说。
他认为如今在隔离墙这一明确的制度下，分析师有权拒绝投资银行家的干涉，因此来自上市公司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减小了。
不过，隔离墙只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行内部的利益冲突，相比以前华尔街的分析师能更加独立，但一旦涉及到客户利益，分析师也无能为力。
眼下，令华尔街分析师最“分神”的客户已经由过去的上市公司变成了现在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对于这一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就颇有体会。
他曾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道：“1997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狂热,当时我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我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了,明显有泡沫。为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了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压力不仅来自于美林的高管,而且来自于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几乎是逼着卖方的研究员写出他们希望听的话。”
华尔街投行的研究观点偏差，在某信用评级机构的董事总经理看来，是盈利机制决定的，他向本报记者坦言：“从根本上说投行没有动机要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地讲，评级机构在次贷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职，但是评级机构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提供评级服务，无论如何都有动力保证评级被政府及投资界认可。
而投行的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投资银行部的项目以及机构投资者的经纪业务等，因此为客户谋取更大利益从而得到更多服务费用是投行的目标。
“为客户谋取利益才是分析师做研究的目标。”卜若柏指出，“最明显的就是目前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外行报告总是重点提到中国有极大的通胀压力，“其实，他们是希望借此中国能提高利率水平，使他们的客户在中国获得更多投资回报。”他表示，因为摩根士丹利等的客户都是海外投资者，所以这些投行的分析师不需要对中国经济负责，他们重视的是海外投资者有何需求和意见。
今年下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形势的急转直下，这些外行们又基于海外客户们的新需要，撰写了中国应该大举救市的相关报告以及“设立平准基金”的预测，“这并不是他们多么有经济头脑，仅仅是利益驱动下的观点。”卜表示。
5.逃离“绞肉机”
对于分析师来说，其所处的尴尬境地或许值得同情，但其尴尬背后却还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回报。
同样，一个行业的软肋，也不应构成分析师做出不规范行为的理由。当上述分析师W提前向基金客户透露招标的结果时，他已经涉嫌违规甚至是违法。
“如果他只是提前知道这样一个招标结果，那并不算违规，但是他一旦向股票利益相关方透露这个信息，那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至于认定其违反了哪些法规还要具体看他获取以及透露信息的细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石律师分析道。
而这种提前透露公司重大信息也并不是首例，最有影响力的相关案例是杭萧钢构的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一度成为证监会教育投资者的典型教材。
当然，除了证监会的监管，作为直接领导分析师的券商研究所，需要把好第一道关，给分析师提供一份相对平稳的收入和宽松平和的工作氛围，减少外界对于研究的干扰。
“例如，华尔街的隔离墙制度是值得借鉴的。”曾在纽约接受过培训的中金某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另外对分析师的短期业绩采取宽容态度也是必不可缺的。
去年年底，上海某研究所的前地产行业分析师持看空观点，某几家基金对此不满，认为影响了基金的投资，竟然以交易量减少为要挟，结果可想而知，该研究所劝退了此“影响大局”的员工。
如果每一家研究所都是如此，那么分析师仅剩的那一部分独立性也将不复存在。
瑞银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李认为：“以我在本土券商以及现在外行的工作体会来看，卖方的自我约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买方的需求变化。”
上述中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在华尔街参观时接触到许多卖方分析师都是50几岁的人士，已经从事该行业研究30年以上，而国内的分析师从业超过5年都算是老资格了，因为大多数分析师并没有将行业研究视为终身职业。
以北京某大型券商研究所为例，即使是首席分析师也不享有特权，一旦在基金给予的评价排名中落马，其职称和奖金将立即下调。这样就不难理解，卖方分析师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之一，高压政策下，谁又能坚守岗位30年呢？
另一角度来看，分析师的工作其实就是生产，订单来自基金等投资者，如果客户的目标就是短期暴利，那么生产者只能提供为其牟取短期利益的研究报告，让客户满意才是分析师的目标。
中国内地基金的短线投资行为一直未有改观，卖方分析师提前通知的“上市公司增发获批”、“可能要资产重组”以及“业绩高于预期”等等消息并不被基金经理们讨厌，甚至是受到青睐。为买方服务的分析师只能随波逐流了。
某深圳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对本报记者感慨道：“我们也知道不应该提前打听年报业绩或者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可是谁不想快人一步？而且全行业都在和上市公司高管拉关系，不就为了提前知道公司动态？”
这也就是国内基金结构性问题决定的，该投资总监说：“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资金来源都是在散户个人。”而成熟资本市场深度和市场结构都与国内不同，基金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相对而言，投资更偏向长线。
“分析师基于长期和价值的投资建议才能受到尊重。”陈李表示，“如果基金公司未来越来越重视规范和风险控制，基金经理们就会想知道卖方分析师的数据来源和逻辑依据，而不是一条难以证实的消息。”
那么就分析师本身而言，如何能成功躲避资本界的这座绞肉机。
作为曾在美国证券市场业内排名第二的金牌投资分析师、摩根士丹利科技股分析的灵魂人物——安迪.凯斯勒的故事，或许有所启迪，其在2001年华尔街腐败风波中，当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格鲁伯曼、米克、奎特隆等等曾经在华尔街分析师业内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都纷纷落马之时，他仍全身而退。
安迪在其后的回忆录上如此写道：“投行的研究员在出卖投资人以取悦企业时，毫无罪恶感，因为在这样的生意中，利益实在太庞大了、太诱人了。”
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安迪的好运气。但安迪的一席话发人深省：“如果当时的我年纪更大些、经验更丰富些，我可能不会愿意冒险，那么，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分析师。”“如果你太顾虑风险，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去冒险，如果你太担心声誉，就永远不会建立声誉，如果你为了成功舍弃一点点正直诚实，就会毁掉一切。”
国内的分析师行业在近两年开始发展迅猛，在2006年、2007年牛市中催生了许许多多滥竽充数之人，在牛市中，“南郭先生”或许不能被识破，但在熊市中，大潮退去，裸泳者现，市场环境的变化，分析师行业必将更加规范，行业自律也更加严格。
上述深圳某券商研究员告诉记者，在刚刚揭晓的新财富行业分析师排行榜上，刚刚入行一年多的他最终并没有上榜，但就在近期行情惨淡的市场面前，众分析师都在为明年的策略冥思苦想时，他自信地向记者表示，“只有在熊市或许才能显示出一个分析师的真才实学。”此外，他还强调，职业道德的操守对于分析师来说更是不可小觑的。“因为从变化无常的资本市场中，保护信誉和独立研究的能力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
资料链接
我的朋友、熟悉我的人和我自己的最大疑问是：我为什么会离开华尔街？
那些华尔街臭名昭彰的人全都是我过去的同事、朋友，而我在未玷污声誉时退出，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是因为我看出华尔街的研究部门出了什么问题而赶快逃跑吗?
是因为我太重视自己的正直诚实而宁愿舍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以保全声誉吗?
我但愿自己能说出正直诚实的公民、健全的价值观、是非分明等高尚的理由，不过，这些都太冠冕堂皇了，真正的答案是：幸运!
当我离开摩根士丹利时，营业部的朋友鲍彻打电话骂我：“安迪，别笨了，你是‘I.I.排名’第二的分析师，是冉冉上升的明星，我知道在这里工作很令人讨厌，总是被骂、被吼，可是，你必须坚持下去，有那么多生意，分析师很快就会有一年100万美元的酬劳，甚至几百万，忍耐点，继续做下去。”
坦白说，我和别人一样贪婪，我只是想要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我不想分析公司，我想拥有他们，让其他人去分析吧。
分析师追踪分析公司，我想领导公司，嗯，不是经营啦，那太累了，我是想走在趋势前面，我已经错过了几个回合发大财的机会，半导体、个人电脑和软件业等几波行情，都是在我出了校门后发生的，而我却只是领着薪水当个分析师，做的工作是分析这些既有公司中哪些会经营得好，而不是帮助创造全新的公司。
当“幸运”不足以回答我为何退出此行业时，我会以平淡的表情说，直到今天，我还是要感谢奎特隆使我离开华尔街。
他是这个行业里最顶尖的人，但他欺负我，在背后捅我，向我的上司告状，试图以我不是“团队合作者”的理由删减我的年终奖金。公平地说，那是他的工作——让分析师帮他争取生意。
对我而言，这不是正直诚实的问题，我只是厌倦了那些我很擅长分析的公司，想看看更多有趣的新兴公司，但是，奎特隆对此没兴趣，他的兴趣是真正能让他和公司赚钱的生意。
请不要搞错我的意思了，我喜欢他，我希望他过得好，渡过难关，可是，他从背后捅我的伤疤还留着，直到如今，天气变化的时候，这伤疤仍在隐隐作痛。
奎特隆最后会被指为坏蛋，甚至为互联网泡沫化充当替罪羔羊，这实在是很奇怪：他被指控阴谋销毁档案文件，只因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的字句和发出这封电子邮件的时机。他是否无辜，我不知道，但是，他的遭遇令我感到难过。
正直诚实与声誉在华尔街非常重要，他似乎为所有不正直诚实的人当了代罪羊、替死鬼。不过，不论公平与否，从这里可以看出华尔街的变化无常，也可以看出保护声誉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
自从动笔撰写此书以来，我听到了许多人的意见。有些人赞同我，有些人称我是丑角，我不认为这本书伤害或维护了华尔街任何人的声誉，声誉的建立或失去都是在市场上。
粗野的股市参与者知道，就是这么简单。华尔街不是好莱坞或麦迪逊大道，你的对或错、诚实与否，历经时日都会显现出来。
不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不理会别人对你的看法，如果你说谎或欺骗或提供差劲的建议，几乎没有挽救的余地。
如果这听起来好像是我在挟怨记恨，我可以告诉你，我并没有嫉恨，我只是陈述我自己所记得的事，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已经烙印在股市的历史中了，或许，我只是拿出来更详细地讨论罢了。(引自《华尔街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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