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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国和“大鹏”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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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蜡小新
时间:
2011-5-28 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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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国和“大鹏”陨落
大鹏证券———曾经是证券市场改革的风向标，曾经是人人称慕的全国十大券商之一，曾经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却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这难道是时势使然？
徐卫国———曾经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农家子弟，后来发展到个人财富以亿计，现在却落下精神疾病，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
第一章：岳阳楼边的山里娃
故事的开始，从徐卫国的少年讲起。
在两湖交界的岳阳县，自古以来就是三不管的地带。山之野育高民，在重重大山之中，有一个叫月田的山脚旮旯，徐卫国就出生在这里。
徐卫国的父亲，虽读书不多，但喜欢舞文弄墨。从小，徐卫国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深得老师和父母喜欢。
徐卫国后来说起过他读小学时第一次离开小乡村，到乡里（人民公社）看电影的情形。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政府大院整整齐齐的房子，看到每个房间有独立的门，看到白晃晃的灯光从政府机关大院窗口射出。他当时立下理想要成为乡里的干部。
小学毕业时，徐卫国被评为校级的“三好学生”，由乡里（公社）送到区里参加全区的表彰大会。晚上，参加表彰会的同学由区教育组统一安排在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雪白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在招待所雪白的床单上不敢睡。
后来，徐卫国考上了岳阳一中，经过在这所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的寒窗苦读，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计算机系。在大学里，别人忙着谈恋爱、挣钱，他则埋头研读《毛泽东选集》和《易经》。
大学里，有徐卫国的一段初恋。他壮胆向一位倾慕已久的女同学递了情书，但结果是石沉大海，那位女同学后来嫁给了另一位同学。但世事轮转，这位女同学后来在离异以后，也来到了深圳，来到了徐卫国就职的大鹏证券。
第二章：只身闯深圳
1988年，徐卫国来到了深圳。当这个皮肤黝黑身材中等的年轻人，在路边一棵老榕树下，等待在路对面深圳发展银行大厦上班的同学来接他的时候，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来会在云集众多金融机构的蔡屋围、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掀起多大的风云。
虽然有怀揣武汉大学会计学硕士的文凭，但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徐卫国在求职的过程中吃了不少闭门羹，一个多月后，才进入深圳会计师事务所。
此间，徐卫国结识了深大会计系主任王家佑教授，并得以在深大兼课。为了方便往来，徐卫国从自己头两个月的工资里取出一部分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有一天他发现车被偷了的时候，他非常失望，他说丢了新单车曾一度使他对人生失望。但丢单车事件，其实只是生活中得失的缩影，就像《渔夫的故事》里的那个老太婆，得到过自己所希望的，但是最终又失去的情况，徐卫国今后要经历的得失又何止于此？
1990年前后，深圳市政府筹建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徐卫国最初调入做财务部经理，随后做上市研究部经理，三年之内一直做到助理总经理及副总经理职务。
在国投基金部，一直让徐卫国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徐在投资基金部参与起草了深圳市Ｂ股发行与交易的法规及实施细则，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法规之一。而他的发达，也和B股密切相关。
1991年证券市场相对低迷，徐卫国和他的团队发行承销B股（当时的项目有康佳、中华、南玻、物业、石化、中厨等，几乎垄断了深圳B股的发行和承销），但都发行不出去，他们只好自己握了不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掀起了一股股票投资热潮。徐卫国他们手中的原始股立马翻了几番。
此后，徐卫国还曾参与过重组长城证券公司，但以出局告终。这时，他有过开办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打算。
当时，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王行长认为徐卫国这个人从基金部到长城证券，路子走得不错，有开创精神，还是支持徐卫国继续干证券这一行。
自此，徐卫国的名字就和中国证券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章：大鹏一日同风起
很快，徐卫国以投资公司为背景，在北京吸收三家人民银行总行系统的公司组成了注册资本达2亿元人民币的证券公司。从一开始，徐卫国就既是公司的决策者，又是执行者。
当初，徐卫国等一行人拟了一个公司名字，叫“共同证券”，但最终，采纳了王行长用“大鹏”的建议。
这是1993年。
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筹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7月，深圳市工商局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大鹏证券深圳营业部试营业，深交所批准大鹏为深交所会员。同月，由大鹏证券担任上市推荐人的云南白药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标志着大鹏在一级市场上的业务实现了零的突破。
当时，大鹏在西丽大酒店办公。到10月底，才迁往电子科技大厦，后来，大鹏就将搬迁的10月28日，定为了司庆日。
公司初成立时，也就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大鹏团队意气风发，越战越强。
在公司搬迁后一个月内，大鹏就创造了让业界拭目相看的“大鹏效应”———第一周，大鹏营业部成交量排名在全国券商中排名第350位，第二周上升到第150位，第三周跃至第50名，第四周便站到了第5名的位置上。到第六周，大鹏证券在深交所坐上了交易量的头把交椅。
第四章：遁身海外
1996年11月8日，大鹏证券的公司总部正式迁入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高楼”的地王大厦，抢占了众人瞩目的第八层。12月1日，大鹏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联合举办“银苑之光”文艺晚会，热闹的晚会和应着徐卫国人生的高潮。
然而，在1998年，徐卫国突然抽身深圳，去了美国。
有知情人称，当时徐卫国是因涉讼而避祸出走。当时有一个王姓的人因为经济问题涉案，而此人因为与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又有人认为，徐卫国在辉煌的时候出走国外，是因为1997年底君安证券出事，徐卫国出于个人前途的担忧而“出逃”。熟悉的人说，徐卫国从大鹏证券成立之初就安排了易富和金策两个公司间接控股了大鹏，而这易富和金策两个公司实际上都是徐卫国个人的公司，“他的步子比君安迈得还要大还要快，所以看到君安老总被抓，徐卫国在国内如坐针毡”。
但外界看到的是，徐卫国去到了美国的哈佛大学深造。
实则，徐卫国在美国期间，没有放弃过管理“家事”。
徐卫国出走前，大鹏证券的布局是：一个不太管事的董事长，徐卫国是总经理，大权在握，还有一个副总经理姓罗，是徐的老乡。此外是一些跟徐卫国一起创业的亲信。在这样的架构下，徐的权威无人能替。
在美国稳定下来之后，徐卫国开始遥控大鹏。
按照徐卫国的安排，他从总经理的位子上退下，改任董事长；提拔财务部经理陈玉萍担任总经理，另外提拔张永恒做副总经理，他们是徐的亲信、老乡，也是老部下。而罗继续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但不分管公司任何业务。公司另外成立一个大鹏房地产公司，让罗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另搞一摊子，远离大鹏的主业务。这样，大鹏证券又紧紧地掌握在徐卫国的手中。
安排好大鹏事务之后，徐卫国找了一些有资源的人为其奔走，又动用了老家的一些关系，并在岳阳捐建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处理了易富和金策的一些微妙问题，逐渐，徐卫国的化解了个人股东身份的问题“这把悬在头上的剑”也逐渐化解了。
第五章：重掌大鹏
1999年，一切仿佛平息下来了。
6月19日，徐卫国从美国波士顿登机，于6月20日抵达北京。回国的次日上午，即“顾不上旅途劳累和时差调整”，立即代表大鹏证券公司，参加了中国证监会和证券行业协会共同举行的、有全国28家大中型券商主要领导参加的“学习《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座谈会”。
回到大鹏，徐卫国立即披挂上阵，着手大鹏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开始了一系列大手术。
在徐卫国在美国期间的1998年10月10日，大鹏证券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公司股权调整及增资扩股议案，再次启动增资扩股工作，计划增资扩股10个亿。
经过一番工作后，有45家企业成为大鹏证券股东。从股权结构上看，这45家股东股权极为分散，前12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为4.4%(其中包括兆富和金策)。这个结果，使得徐卫国继续牢牢控制着大鹏证券，既募集了资金为己所用，又防止了大权旁落。
随着增资扩股的完成，以及1999年股市“由熊转牛”，大鹏证券一跃成为全国排名前十位的知名券商，并成为首批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券商之一。当年大鹏还发起组建了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并独家承办了首届高交会上的“高新技术创业资本论坛”，一时风光无限。
此外，徐卫国在业内首创证券公司的“三个三”的管理模式，为中国证券市场做了有益的管理和理论上的探索，许多证券公司现在还在使用这套管理模式。
第六章：“组织扁平化”改革
回国后不久，徐卫国开始了“组织扁平化”的改革。他委托猎头公司，以年薪百万，从惠普请来人力资源总监祁某，让他来主导改革组织扁平化。他认为，当时很多员工躺在垄断利润带来的温床上，不思进取，而且，在证券公司的管理团队中，有很多人是资源型人士，而非专业专才。徐卫国认为，组织扁平化可以让人抛却官本位，去职业化，但这与当时的营业部总经理争当企业家的目标是矛盾的。
组织扁平化目标一提出后，有很多感到了“震撼”。而高薪请来的祁某也未被重用多久，他的职位一降再降，从人力资源总监到培训中心主任，再到首席培训师，最后没干满一年就离开了公司。
组织扁平化的重要一步，是将区域性管理总部的总经理称谓改成地区运营长，其出发点就是要将地区管理总部由管理中心变成利润中心。随后，在原各个部、处实行首席员工制，以打破过去的长官制，“以使扁平化管理真正落到实处”。
2000年初，在大鹏的组织扁平化的过程中，公司对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大变动，尤以投资银行部门的变动为最。这次以构建“既坚固又有弹性”的组织为目的变化，使公司投行部门由153人减少到50人，员工大量流失，项目也因此大量丢失。而公司受到的震荡远不止于此。
在震荡隐隐累积的2001年10月27日，大鹏证券隆重举行成立八周年庆典。该庆典晚会由中央电视台倪萍担纲主持，宋祖英、阎维文等明星，以及政府官员、行业领导云集一堂。据说，整场晚会花费惊人。
在酷爱《易经》的徐卫国看来，“八”是一个小循环的结束和新循环的开始，于大鹏的意义非比寻常，他希望以此加深员工对第二次创业的认识。
在八周年的晚会上，徐卫国阐述了大鹏“八岁的远大理想”：组建大鹏金融集团。以大鹏控股公司为最上层，下有大鹏证券、大鹏资产管理、大鹏国际和大鹏网络。后来，徐又将大鹏国际更换为大鹏创投和大鹏出版。其中，作为大鹏控股的核心的大鹏证券，将变成金融销售公司，而另外两项业务，投行和基金业务，将寻求与外资合作。
此时的徐卫国，被人形容为“一台疯狂的钢琴”，能奏出一些乐章，就以为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是它发出的。
第七章：大鹏转型
2001年4月，大鹏证券在上海举行董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向业内外宣布了大鹏的正式转型。徐卫国还以公司党委的名义组织了一次“重走老区路”的活动。
为了实现转型，大鹏两度派人，深入美国的美林证券，学习FC管理经验。
回来后，大鹏进行了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立了以营业部为主体，经纪业务总部、综合研究所等一体纳入的金融销售公司。实现了从金融产品生产、检验、销售、服务一体化的体系。通过对传统服务内容的丰富和服务流程的重组，为客户提供以金融产品为主的多渠道、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同时，为快速建立起营销网络，大鹏证券确立了网点扩张、合理布局、效益领先的发展思路，借助“银证通”、技术服务站等多种形式拓展营业网点，结合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建立新型的非现场、营销化、低成本的理财服务模式，实现公司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按照徐卫国的设想，建立遍布全国的500个销售网络，计划需要人数1万人；以后上市募集来的钱，也主要是投入到销售网络的建设上。徐卫国在很多场合都说，今后要一心一意做金融销售，因为在未来的竞争中，只有客户资源是最重要的。外国金融巨头拼命挤入中国，也是看中中国庞大的客户市场。
但是大鹏只在全国搞了20 多个点，就被管理层叫停了。
此时的徐卫国在公司内，大肆推行《易经》，安排员工学习，亲自讲课，请专家讲课。据说，徐卫国还曾专门召集中高层干部去庐山开会，交流《易经》学习心得。甚至，后来徐卫国思考都是打坐进行，常常晚上两三点起来打坐，接受“天人感应”。
随着大鹏改革的继续，以及证券市场的不景气，大鹏的动荡也愈演愈烈。
2002年9月16日，大鹏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召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大裁员的动员大会。
公司公布了两个指标：一个是全公司裁员30%，同时宣布从总裁开始，所有员工降工资30%，并且以前的福利报销这一块也同时取消。
在实际的裁员工作中，实际上营业部等前台和业务部门裁员相对较少，裁人指标集中到了后台部门，有的部门裁人幅度达50%以上，特别是投资银行部，由157人裁到不到50人。
2002年春节前几天，公司要求各部门一周内确定裁员名单，并通知到个人。对很多大鹏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愉快的春节。
第八章：梦断金融控股
按照徐卫国的设想，他希望建立的金融控股的构架是这样的：上面是大鹏控股公司，下控大鹏证券、大鹏网络、大鹏资产管理、大鹏创业投资、大鹏出版这五大公司。
为设计好股权，徐请了中国证券市场设计中心的专家来设计股权，并且支付了不少于300万的顾问费用。徐卫国打造一个混业经营的大鹏金融集团的金融控股计划，被外界被理解成高层为加强对大鹏的控制权而做的股权设计。
2001年8月9日，大鹏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6.3亿元，徐卫国是法定代表人。大鹏证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大鹏工会)出资2亿元(其中大鹏证券垫资8164万元)，占31.7％的股份，大鹏证券的原始股东深圳市兆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策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占15％和12％的股份，其他股东均为原大鹏证券的股东。
2001年8月25日，大鹏证券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转让决议，原大鹏证券股东兆富投资和湖南湘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控制的大鹏证券股权全部转让给大鹏控股，加上其他股东的部分股权转让，大鹏控股获得大鹏证券20％股份，成为大鹏证券最大单一股东。
大鹏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8月9日成立，注册资金63076万元，徐卫国任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董事成员徐卫国、陈永光、王锦国、张永衡，监事成员刘友夫、武寿年、赵什让。大鹏控股共有16家股东，最大股东就是大鹏证券工会，出资2亿元；其他出资超过1000万元的股东包括：深圳市兆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出资9476.72万元，大鹏创投出资8040.85万元，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4436.83万元，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河南省电力公司各出资1895.34万元，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737.4万元，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579.45万元。
此番安排之后，徐卫国通过大鹏控股间接控制了大鹏证券，使高管和员工的持股计划得以曲线实现。从外部审计来看，大鹏工会的2亿元资金确实到位。根据四川亚通的审计报告，除大鹏证券垫款，当时大鹏证券员工和高管透过大鹏工会的出资，大约一半来自公司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一半来自银行借款。徐卫国出资600万元，张永衡出资500万元。
此后大鹏控股的架构下增加了若干子公司：2000年9月成立了大鹏创投(大鹏控股占50%)；2000年11月成立了大鹏网络(大鹏控股占99.4％)；2002年3月成立了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大鹏控股占95%)，2001年7月与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等公司成立了大鹏出版有限公司和大鹏国际等公司。
但徐卫国力推的这个重组计划却遭遇到极大的争议与阻力。
分拆重构计划中的关键在于大鹏证券公司，由于大鹏证券是大鹏的基础，经纪、自营、投行三大核心业务都依托于此。金融控股计划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经纪、自营、投行都是因证券公司的牌照才拥有的业务，分立就意味着将证券公司的业务分立，证券公司还尚未有这样的构架，需要证监会的特别批准。
此外，这个计划还需要获得股东的支持。大鹏证券的股权极其分散，有44个股东，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只有4.4％。因此，大鹏的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使得任何单一股东都很难有绝对的控制权。
但在大鹏控股的计划中，是要将大鹏控股对大鹏证券的控股权增加到20％，占据相对控股地位。这一计划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部分股东认为，大鹏控股公司是徐卫国等高层控制的公司，让其增持证券公司，其它股东将完全失去对大鹏证券的控制权。为此，股东与管理层在一段时间的矛盾曾相当激烈。
在一些大鹏人看来，徐卫国通过兆富投资、大鹏工会等实际控制了大鹏控股，而大鹏控股又和兆富投资等一起实际控制了大鹏证券。“最初对持股计划的细节就不太清楚，既然实际是一个人控制了全局，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让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呢？”
第九章：上海事件
进入新世纪后，大鹏的问题层出不穷。
2001年底，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两间营业部———上海浦东大道营业部和上海金陵东路营业部出现了内部案件。
先是大鹏证券上海浦东大道营业部某部门经理吴某，私刻了公司的公章和业务章，和客户私下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吴通过向客户提供虚假的交割单、对账单，欺骗客户。在大盘猛跌，亏损累累的情况下，吴最终通过分批开出现金支票转走了这笔巨款。后来吴失踪，伴随其失踪的，还有几千万元巨款。
紧随其后，大鹏证券上海金陵东路营业部管理人员丁某，亦通过类似手段侵吞客户财产，但丁某事发后未能逃脱。
两个事件，表面原因都是员工为客户和个人理财发生了亏损，员工职业道德欠缺造成的，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大鹏对营业部采取了一步到位的改革措施，将大家拼命往前台推，造成大家对大鹏都没有归属感而产生的过激行为。
两个突发事件引起了徐卫国的高度警觉，他为处理此事花费了不少精力，一度对公司其他业务无暇顾及。
有人说，此后，徐卫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对任何人都不再相信了。
第十章：高峰跌落
大鹏动荡之中，也包括公司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频繁来去，连总裁职位也概莫能外。在前后不到四五年时间里，大鹏换了5任总裁。
大鹏高层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了中层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员工因为直管领导更换而选择离开了大鹏。这在大鹏投行部门表现更为明显。“有段时间投行部门一年半内负责人换了8任总经理”，最后投行部门只剩下30来人，业务基本停滞。
人才的流失又直接给业务带来巨大冲击，大鹏的投行部门在强盛时期曾经在全国排第9，拥有8个通道，160多名投行人员，为公司创造上亿的年利润。
人事动荡，也使得公司政策缺乏连贯性，一任领导一个主意，说变就变。有时候一些制度措施经常是两三个月就换了，让员工无所适从。
从2001年开始公司大改革使大鹏失去了稳定，加之行业的萎缩，大鹏从高峰跌落。
面对行情低迷，徐卫国无力回天，就把目光放在“节流”，一再裁员。
这时，大鹏因改革而频频现身媒体，同时，各种委托理财的纠纷也见诸报端。
２００２年３月，西南药业发布公告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西南药业与大鹏证券重庆营业部签订《委托投资国债协议》，协议约定，西南药业将自有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委托其代为买卖国债，期限为一年，２００１年协议到期时，大鹏证券重庆营业部并未归还其资金。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６日，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在媒体上发表公告，称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鹏证券重庆营业部归还６，９２９，５１０．７５元国债委托投资资金。但大鹏方面称，重庆营业部对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上述债务。
紧接着，一家名为深圳冠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已对大鹏证券提出了三项诉讼，涉及金额近6000万元人民币。原因是冠懋认为大鹏证券涉嫌盗卖其托管国债。
最初，有客户要钱，徐卫国的答复是无条件退还，但后来随着负面新闻不断，上门讨债的越来越多，更加重了大鹏的危机。后来，大鹏干脆就采取了拖着不还的情况。甚至出现大鹏告特发信息，让人家将到手的收益归还大鹏。
在２００３年11月27日的大鹏证券十周年大庆典礼上，酒醉的徐卫国在台上讲话之时，含糊不清，全然没有了八周年晚会上的势头。
第十一章：自营陷阱
在大鹏内部管理日益混乱的情况下，自营的亏损最后将大鹏推向了绝境。三只重仓股，让大鹏证券亏损累累。
从1999年开始，大鹏证券一度动用11亿元自营资金和1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共22亿元资金重仓持有五矿发展(600058，曾用名龙腾科技)，最高持股比例达到流通盘(1.2亿股)的90％。在1999年“519行情”中，该股从7元启动，2000年底涨到32元的最高价。2000年，该股为大鹏证券带来8亿多元的浮动盈利。
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仍持有五矿发展7647万股，持股市值缩减到5.3亿元。2005年10月20日，五矿发展实施10转增5，大鹏证券借机大举出货。至去年底，除了近2000万股权被冻结，大鹏证券基本不再持有股权。8亿元的浮盈最终变成了约8亿元的投资损失。
除了五矿发展，大鹏还重仓持有G合加(000826，原名ST原宜)和G广电(600831，原名ST黄河科)。
曾经在委托理财上风光无限的大鹏，在市场2002年至2004年持续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仍旧玩着10%的保底承诺游戏，最终深陷不断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中，终至债台高筑。“委托理财不能归还的资金达15亿元，还有延期的10亿元，这些已经远超过了大鹏的承受能力。”有关人士说。
与此同时，大鹏控股有“金融控股”之名，但并无“金融控股”之实。上述公司虽独立于大鹏证券，但实际上仍以大鹏证券为核心，所有公司都有资金以委托的方式回流大鹏证券，如大鹏创投至少有3亿元资金给大鹏证券委托理财等。同时，这些公司也成为大鹏证券变相获取银行贷款的渠道。
根据审计报告，大鹏控股向建设银行借款1亿元，由大鹏证券以折合人民币1.2亿元的外币存款提供质押担保；大鹏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大鹏证券工会下属企业)向兴业银行借款4000万元，由大鹏证券以账面价值约7000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大鹏控股向光大银行借款2亿元，由其参股50%的大鹏创投资提供担保；其控股子公司大鹏网络向光大银行借款5000万元，也由大鹏控股提供担保。
与此同时，为了掩盖账外亏损，大鹏证券每每在年末从银行拆入巨额短期资金。大鹏证券在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1月初的几天之内，总计拆入12亿元短期资金，其中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就一次性拆入6亿元资金。截至2004年10月底，大鹏证券融入资金仍有25亿元左右。然而在2004年6月以后，大鹏证券已很难从银行获得短期借款。资金链一旦绷紧，挪用保证金问题就暴露出来。
除了客户保证金，被大鹏证券挪用的还有约6亿元客户国债，其国债回购(负债项下)超过真实持有的国债资产。同样出于掩盖目的，大鹏证券在资产项下的“应收款贷方余额”这一科目中虚增了这部分金额。
投资亏损之外，大鹏证券历年累积的经营亏损大约有四五亿元，这包括营业部人员卷款逃跑、房地产投资亏损等，不一而足。截至2003年底，大鹏证券已支付的因营业部诉讼导致的赔偿就超过2亿元。
截至2004年6月30日，大鹏存在大约近50亿元的财务窟窿。其中，挪用客户保证金约15亿元，委托理财到期不能归还资金约15亿元，委托理财延期资金约10亿元，涉及司法诉讼资金约5亿元，国债欠库也有数亿。
至于大鹏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除了上海农村信用联社等少数机构的进入表内，大部分资金都被列在表外，并未向外界披露。在股价节节下挫之际，大鹏证券开始逐步抛售股票，压缩委托理财规模。
2003年底，大鹏证券管理层对亏损状况已经非常清楚。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政策面的变相纵容，大鹏证券通过抛售股票、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方式，首先归还了大部分股东的委托理财。此举也同时将大鹏证券资金链的问题显性化，2004年初即出现过支付危机。
第十二章：火线重组
就在公司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的同时，徐卫国则在与时间赛跑寻求重组方。
2004年11月20日，大鹏董事会决定，成立重组工作小组，组长洪文，洪是厦门建发派出的，股东航天科技、攀钢集团和浙江中大各派出一名代表作为小组成员，徐卫国、张永恒作为管理层代表出任小组成员。当时大鹏管理层倾向于在12家股东中寻找救援重组。一家名为时瑞投资管理公司拿出了一个大鹏证券的重组方案。
2004年8月，五矿发展将自己所持有的大鹏证券股权转让给厦门信托，而厦门信托的控股方是厦门建发，厦门建发本身又是大鹏证券的股东，这样厦门建发就成了大鹏的第一大股东。由厦门建发重组大鹏成为当时公认的捷径。
据了解，重组初期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双方管理层组织了重组小组，还专门聘请一个投资公司设计了重组方案。但一向谨慎从事的厦门建发进驻公司进行了全面审计调查，大鹏不断扩大的财务窟窿令厦门建发退却了。
为最大限度保全利益，股东会最后决定由总裁张永衡、董秘刘家平、独董康典等负责寻求外部重组，这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最后努力。
2004年12月21日，在深圳银湖度假村的大会议室里，一次场面惨烈的股东大会实际已宣布了大鹏命运的终结。在包括11家上市公司的40多家股东面前，董事会和盘托出公司负债状况，祈求注资。
会上，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令股东震惊：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的资产为49亿元，负债7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3亿元，亏损高达44亿元！而上半年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股东权益还有19.5亿元。
审计结果显示，大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17.36亿元，挪用国债约6亿元，需要偿还的个人委托理财1.29亿元。按照中国证监会2004年10月12日《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监管的通知》的精神，这部分被挪用的资金必须限时以现金补齐，而此时大鹏证券的现金缺口约为18亿元。
会上，大鹏证券的重组顾问提出几套重组方案，但显然，此时的股东尚处于震惊之中，没有氛围讨论具体方案。当天下午，深圳证监局一位处长来参加大鹏证券的股东大会，并带来不好消息———当天，公司出现2亿元透支，局势危急。据说，在证监局人士讲完话20分钟后，没有人发言；待其离场后，会场立刻一片混乱。
此前以厦门建发集团为首的几家大股东已组成临时小组，掌控公司财务，并初步审计出净负债43亿元、挪用客户资产17亿多元的情况。15亿元的股本金化为乌有，许多股东当场暴跳和咆哮，非但不愿出钱，还表示要清查巨亏原因严惩责任人。
2004年10月，大鹏证券经营层开始和香港上市公司格林科尔的母公司格林科尔集团(下称格林科尔)接触，希图获其“重组资金”支持。消息人士说，寻求格林科尔入资系“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推荐”，格林科尔一方直接面谈此事者为现任科龙电器CFO姜源。
格林科尔根据大鹏证券提供的报表，判断大鹏的债务为25亿元，提出的重组前提即是将25亿元债务全部转为股权，进而注资3亿元占60%股份。这意味着原44家老股东15亿元的权益被压缩成了2亿元。重组方案倘获通过，格林科尔可再以保证金形式注入2亿元现金，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11月26日，大鹏证券召开董事会，重组顾问以这一财务状况为基础，提出了格林科尔增资和老股东自救的几套方案。
董事会成员也是相对大股东代表，提出要想重组，先要进行独立审计，而对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未置可否。
12月2日，董事会聘任的四川亚通会计师事务所16名人员进场，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审计。12月21日，“亏损44亿元”的报告呈现在股东面前。
一石激起千层浪，股东们各持己见。有人明确提出“要么判死刑，要么格林科尔进来缓期两年执行”；有的股东已经计提了对大鹏证券的投资损失，准备分几年摊销，不希望公司立即清盘；有的股东则出于公司重组考虑，对大鹏证券的投资亏损表示接受。
一些股东认为，格林科尔提出的方案只能带来3亿元资本金和2亿元客户保证金，虽然能缓解大鹏证券的支付危机，但离补足18亿元保证金缺口还有很大距离，将25亿元债务进行债转股的计划也近乎天方夜谭；更有股东表示出对格林科尔的极度不信任，“格林科尔计划”最后胎死腹中。
重组顾问还提出了几套老股东自救的方案。原则上，新股东出资越高，老股东和机构债权人权益打的折扣越大。但股东大会上并没有氛围来讨论具体方案。
此时，还有一个可能对大鹏施以援手的“救星”，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10月，徐卫国到北京和股东见面时就和长城接触过，当时正是想让长城接手大鹏准备筹建的基金管理公司。
深圳股东大会之后，徐卫国因身体原因已经无力参与谈判，与长城的谈判主要是副董事长张永衡负责。据悉，长城也曾表示了积极的态度，称如果有政策支持，长城愿意以市场化方式来进行重组。
张永衡向证监会汇报长城的意向后，证监会领导很快约见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因为证监会非常希望出现市场化重组的券商。
然而长城的内部意见并未统一，一种倾向于市场化重组，并得到政策支持；一种倾向于托管，不承担投资风险。
2004年岁末，大鹏、长城以及证监会的接触尽管相当频密，但成效甚微。长城并没有主动和深圳证监局联系，一种说法是长城认为此事须经财政部批准，自己没有决定权。
2005年1月4日，大鹏证券的主要股东在厦门召开会议，同意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注资重组，条件是不能低于此前格林科尔提出的重组方案。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005年元旦，证监会基本确定了大鹏证券的处置方案。
业内人士分析，要谈问题，大鹏不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大鹏证券突然遭遇清盘，也内人士分析，是大鹏自己人掘了自己的坟墓，最终招致管理层整治。
第十三章：大鹏之殇
2005年2月14日，由监管部门和长江证券相关人士组成的托管工作组已经进驻大鹏，并召集深圳总部员工宣读了托管通知。托管组相关人士对大鹏总部员工表示：“希望大家安心工作。”
当天还利用大鹏视屏会议系统，向全国营业部转播。
当时，有高管讲话，泣不成声，只说了一句：“大鹏员工是优秀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表示管理层有责任，向大家谢罪。对此许多员工愤愤不平。大鹏的内部电子论坛炸开了锅，发帖子632个，回复数达到了1308。有人说“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但我的眼里已经折磨得没有了泪水；正如大诗人海涅的诗所说，“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我坐在电脑旁，阅读着这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哭泣、倾诉，浑身无力，再也不想做什么。我恨，我恨上天的不公；我恨，我恨世事的不平。为什么比我们大鹏问题多得多，问题严重的没有处理？为什么改革的人总是要先倒下？
当人们还在猜测部分托管的含义，或者是庆幸大鹏没有遭遇全方位接管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称，按照证监会的安排，针对大鹏证券的自营、委托理财等资产处置问题，证监会工作组将全面清查和清算，很可能走破产清算程序。这就等于对大鹏资产的全面清盘，是比南方模式和汉唐模式更加严厉的处置办法。
第十四章：徐卫国谢幕
大鹏危机爆发后，徐卫国奔走四方求援。大鹏杂志主编曾在一篇文中写道，“董事长有一句让人听之心里流泪的话：如果消灭我能解决大鹏的问题，那我宁愿被消灭以换来大鹏的平安……”这篇旨在激发“哀兵必胜”情绪的文章，徐卫国并未同意发表。在徐看来，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参与创建了大鹏。在大鹏证券成立十周年前夕，他以访谈形式著书《与组织共舞》两册，忽“中”忽“西”、旁征博引，详述自己的大鹏方略，荣辱与共之情毕现。徐对此书颇为看重，每册编号，大鹏员工领取须登记。
与徐相熟的人多表示，这个人很聪明，很勤奋，否则大鹏不可能有曾经的繁荣。或许他的梦想太远大，或许他内心承受着某种压力，最终成为一位孤独的舞者。
有人说，徐卫国是位“洋派”企业领袖，就算大鹏折翅，也不能完全否定徐卫国的一些举措。也有人说，徐卫国终究是一介书生，永远生活在自己编制的梦中。
网上人语
2月10日，本报专版刊登的《一个原大鹏证券员工的“大鹏”折翅反思录》一文，引发了网站的转载和热议，尤其在大鹏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各方纷纷反思大鹏命运之时，本报继续推出《徐卫国真相》的深度报道，同时，也从大鹏网摘引部分对《一个原大鹏证券员工的“大鹏”折翅反思录》一文的评论，以飨读者。
匿名：
好文！散落各处的大鹏人都应该好好细细品味。职业、专业、创业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不来大鹏经历过职业的人生会是一种缺憾！
草末：
七律.岁月如歌
———也与夜行人共勉
作者无足轻重之人，谓之草末；然目睹此悲壮场景，思绪万千，竟难觅一着笔之处；蓦然想起，走那天，也是寒冷彻骨。“意气风发却万难， 自有儒将笑指点。莫道世事起沧桑，任由乾坤袖中间。奈何法海权杖舞， 雪飞云漫不月圆。敢击虎狼不英雄， 金樽吞酒有情天。”
步原韵，和草末———岁月如歌“荆棘从中路蜿蜒，月黑夜行君指点。得失原本书生意，丈夫有泪忌轻弹。刘项相惜英雄气，瑜亮无情千古叹。会当绝顶泰山小，论剑不输金樽前。”
阳关三叠：
巍巍地王 朗月当空 幽幽一梦 我悲大鹏 十年辛苦一朝损 谁抱离恨唱渭城
匿名：
一边流泪，一边工作。看到同事伤心的样子，心都碎了！！！！！！！！！！我的心已碎，我的泪已干。
罗杰：
散淡的回首
说是该走的时候就得走了，多情的掉泪，潇洒的回头，没味的也那么握一握手。说是天也有涯，地也有角。聚时团团簇簇，一散也便风瓢水流。忘记的无意忘记，记住的本在心头，说是分离平常而又平常，也莫欢喜，也莫忧愁。去后东南西北，不知谁乘了云，谁磕了头。没事的生个孩子，数几钞票白了头。总有个时候，记得春夏秋冬，也曾有过那么几杯酒。
夏天里来了又从夏天里走，来时爱上层楼，去时天凉好个秋。冬天也跳迪斯科，春天也唱信天游。几回桐间清露，又几回风中衰柳，种瓜的也许得了瓜，种豆的未必就得了豆。
该比的都比了，该吹的都吹了，高兴的无妨高兴，灰心的就此接收。你有这个长，我有这个优。路分歧兮复漫漫，道不得马前驴后。转一回头，后也是前，前也是后。好歹就这么走。
有情的成了眷属，也难免演了个独奏。也许是一层纸，来不及点透。总是那么一番情谊，欢快的也是曲子，哀苦的也是歌。
闹过几个节目，有过几回郊游，掘了砖土推了车。也偷了桔子，也煮了螃蟹，旭日映红千里江风。那一夜秋千在天，寒星在河，那一夜笛声悠悠。
走罢，走罢，喜怒哀乐，喝一杯酒，且放过一头。该是走的时候，就得走！
林强：
知易行难，况且事后总结总是少了一些当时当地某人某事的关键因素和决定因素，历史总是光怪陆离的，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其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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