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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06中国并购版图 [打印本页]

作者: cfaathen 时间: 2011-5-29 01:56 标题: 2006中国并购版图

2006年是一个特殊的时点,在新《公司法》颁布、股权分置改革实质性完成、若干重要行业的WTO过渡期即将结束这三股力量的助推下,中国并购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央企在争“龙头”、冲“三甲”；外资则鹰视狼顾；民资亦不甘于当“小妾”和“二奶”。
“乱花渐欲迷人眼”， 2006年并购版图将如何演绎？
央企风骚独领
整体搞活需要打破企业的界限，让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优化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市场化的方法只能是并购
4月6日，正是中石化对旗下4家子公司齐鲁石化、扬子石化、中原油气、石油大明要约

收购的截止日期，而在此前不久，中石油刚刚完成对其子公司吉林化工、锦州石化和辽河油田的收购。这两家标杆性企业收购动作，仅仅是近来央企并购浪潮的冰山一角。
央企的大举扩张、攻城略地绝非即兴之作。
央企“圈地运动”
央企坐拥各种基础资源和政治资源之利，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并购市场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在国企领域，掀起这次并购潮的主要是央企，更确切地说，是央企内的资源业巨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缺乏的约束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的定价权也日益往上游倾斜，这不仅从政治上给了这些资源类企业以扩张的压力，也在经济上提供了相应的刺激和支持。资源领域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爆发。
2005年10月27日，中石油斥资41.8亿美元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中石油获该公司全部股份，收购价合每股55美元。此次收购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寻找能源储备的努力在优尼科受挫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代表着我国资源企业的海外扩张逐步走向成熟。
事实上，中石油、中石化不仅在国际上大举扩张，在国内也有调整的动力。普华永道企业并购部合伙人陈少瑜认为：“中石油、中国石化整合子公司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体现了企业自身资源整合的需要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既定的能源战略的自然延续。”
不仅在石油行业，2005年至今，钢铁业也掀起了产业整合的高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描绘了中国钢铁业未来并购的新版图:东北以鞍钢和本钢的联合重组为主，华北以首钢和唐钢联合重组为主，华东华南以宝钢为核心，中南西南地区则以武钢为龙头。
电解铝行业有所不同，中国铝业生来就是老大，在氧化铝资源领域，对其而言已无地可圈。不甘寂寞中国铝业这些年尝尽了资源的甜头，便向产业下游进军，还提出了“大有色”战略。为了这一战略，中国铝业战车左冲右突，3月13日，刚收购辽宁抚顺铝厂、焦作万方，就立即就挥师南下，以5.4亿元收购上海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而各级政府和电解铝企业之所以对中国铝业投怀送抱，则是因其是氧化铝的唯一生产商，手里握有他们最需要的原材料资源。凭借着这一资源，整个铝产业链成了中国铝业的独家舞台。
随着中国经济上游话语权的日益增大，资源争夺会日益激烈，国有企业占据着先天形成的资源垄断优势，可以预计，国企在上游的圈地将是这几年一道持续的风景。
在并购活动中，央企的身份也成了一大利器。谁也不能否认，央企仍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特别是在基础性、战略性的行业，央企坐拥各种基础资源和政治资源之利，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并购市场上的主角。
3月31日，中材料集团与新疆天山建材集团签署了重组协议。根据协议，新疆自治区国资委自愿将其持有的新疆天山建材集团公司47.31%的股权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无偿划转给中材料集团，此次收购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如此顺利的无偿并购，秘诀全在于两个字——“德隆”，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是德隆系资产。
淘金“德隆”系资产似乎是央企这类国企的专利。德隆崩塌之后，中粮集团、中国非金属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一大批央企，先后入主了原德隆系实业资产。而被德隆搞得风声鹤唳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国资委，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政治上最安全的央企。这种心态，在近来的健力宝、科龙等事件之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三甲”压力
“并购、并购、还是并购！整合、整合、依旧是整合”
推动国企并购热潮的,不仅是“圈地”的刺激，制度变革也是一大要素。很多人相信，近期的央企并购和李荣融的“三年之约”密切相关。国资委成立之初,李荣融就对央企负责人们宣称:“给你们三年时间，要做到各自所在行业的前三名，做不到的，你就自己找婆家，你找不到的话，我给你找。”如今，“三年之约”将满，很多企业急于扩张以免遭淘汰，而要想快速做大，并购是一条捷径。
中钢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仅去年12月，这家企业就先后收购了西安重型机械公司、洛阳耐火材料集团、吉林碳素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集团。中国化工集团亦是如此，其对沧州大化、沈阳化工和黄海股份的收购也是在短短几月进行。
市场对此作出了积极反映。联合证券研究员杨伟聪介绍,从2005年底以来,受益于中央企业整合的相关上市公司,在股价上出现了平均远超30%的超额收益,央企并购已成为今年资本市场一条重要投资主线。
针对央企并购的市场机会，申银万国的一份研究报告专门指出:旗下A股公司较多，有旗舰上市公司，且A股公司主营业务雷同度较高的央企；主营业务雷同度较高，且相应旗下A股公司主营业务雷同度较高的央企；与央企主营业务相关性较低的A股公司；有整体上市可能的央企，在资本市场上都将有不俗的市场表现。
就监管角度而言，“三年之约”也暗示着国企领域改革思路的悄然转变。
中国的国企改革一开始比较注重单个企业改革，从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开始，到内部的市场化、主辅分离、裁汰冗员等等，无一不是立足于具体企业经营能力的提升。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和企业市场基础的基本确立，领导层的思路开始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得失，而是着眼全局，希望下活整盘棋。这种整体搞活需要打破企业的界限，让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优化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市场化的方法只能是并购。
国资委成立以后，这种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一思路有助于让国资委手上的资产以一种更“金字塔”的方式组织起来，也便于监管。
就并购而言，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堪称急先锋。“并购、并购、还是并购！整合、整合、依旧是整合！” 是宁高宁的发展宝典。3月17日，中谷粮油集团并入中粮集团经国务院批准，中谷粮油集团公司成为中粮集团全资子公司，中粮集团资产规模将增加100多亿，达到700亿元。市场消息称，最近中粮还有意入主天颐科技，将旗下的食用油业务与天颐科技整合，做强做大粮油食品经营的主业。
但也必须看到的是,在一些领域，“三甲”的压力遭到了市场的反弹。比如在房地产领域的央企,虽然在战略上存在着并购整合的势能,但是其具体推进却困难重重。
早在2004年6月，国资委就已经开始整合央企的房地产业务，首先圈定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中化集团、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等在内的5家企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2005年10月10日，国资委再次圈定8家企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但目前并购的推进速度仍落后于其他领域。
重组热衷的支持者,中房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孟晓苏坦言,“企业关系纠葛复杂”是重组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旗下的房地产资产良莠不齐,优质资产不愿出手,不良资产对方又不愿意接受,以致陷入僵局。“具体到每家央企,即使他们主动想 ‘嫁’过来,但由于各种各样利益关系的存在,重组之路并非轻而易举。”事实上,正是房地产行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目前市场还未到规模化的阶段。
借道金融业
央企进军金融行业,更多是企央为实现自身做强做大、争冠冲甲的战略意图的手段
随着全流通时代的来临，拥有一家自己的金融企业无疑会相对主动。而正是这种备战全流通的行为，又催生了国企新的一类并购潮。
在已经划定三大主业的96家中央企业中，尽管没有一家包含有金融业务，但这并没有阻挡住中央企业争先恐后地涌入金融行业。而这，在过去仅是宝钢集团等少数中央企业的个别行为。
中海油旗下的中海石油财务有限公司从
横店集团接手国联基金公司31%股权的申请,目前正在中国
证监会的审批过程中。如获批，中海油财务将成为国联基金的第二大股东。据透露,对于国联基金的股权,中海油财务志在必得。除了基金外,中海油旗下金融资产还包括在香港成立的中海石油保险有限公司和与荷兰全球人寿保险在上海组建的海康人寿保险公司。
与中海油模式异曲同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及其所属的中铁二局是以收购衡平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72.39%的股权控制宝盈基金公司的。而旗下拥有基金公司的中央企业，还有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宝钢集团等，前者通过收购国投弘泰信托与瑞银组建了国投瑞银基金公司，后者则由旗下华宝信托和法国兴业资产管理公司组建了华宝兴业基金公司。
3月28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旗下的五矿证券刊登招聘启事广揽人才，意味着又一家中央企业旗下的证券公司营运在即。此前不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刚刚取得了久联证券70%的股份。随着航天科工集团的入主，久联证券的名称也将更改为航天证券。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进军券商、基金和银行等金融行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央企的强烈诉求，而这一诉求本身并非目的，更多是企央为实现自身做强做大、争冠冲甲的战略意图的手段(表一)。
中铁工程总公司有关负责人称，对衡平信托的收购，标志着公司成为全国首家控股金融企业的大型建筑集团。此次收购，是中铁工程总公司推行资本化、多元化发展战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优势互补，为公司今后主业经营增添了新的竞争手段和融资平台。航天科工集团有关人士也明确表示，尽管公司短期内不会倚重证券业来创收，但作为整个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公司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对集团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不仅仅停留在备战层面,直接利用资本市场打造产业链在全流通之后也热了起来。典型案例如中国航空工业第一和第二集团公司旗下公司大举买入
夏新电子流通股。据业内人士测算，中国航空工业第一和第二集团公司分别持股50%的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几家关联公司，买入夏新电子流通股已有相当时间，其持股比例在夏新电子股改后则进一步至少增加到了5.07%。而在过去几年中，夏新电子一直是深圳中航绝对控股的深天马的第一大销售商。
对中央企业通过并购而不是采取新建办法去打通产业链，国资委予以全力支持。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表示，国资委正在积极推进中央企业之间、中央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上下游存量资产的调整重组，以优化国有经济在企业间的分布。
为了鼓励央企并购，国资委将从中央企业上交的股权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设立基金，有选择地减轻它们并购重组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成本。
券商的相关研究报告也指出,从2006年开始,证券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为国有资本流动、国有企业转让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全面铺开的政府主导型中央企业并购，将使中央企业取得布局国内关键行业的先机,进而形成垄断局面。此后，由外而内的国际资本并购中国上市公司浪潮开始掀起。
外资民资的角色
2006年的并购版图绝非央企的独舞。英博对雪津啤酒的收购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能源巨头壳牌亦不动身色布局中国；而年初，温州企业北上进京，掘金国企改制，寻找投资机会。
2006年并购市场，外资、民资自然不甘让国资专美，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也没那么容易解决。
外资背倚地利
并购的主战场在中国，这意味着外资处于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谈到并购中的外资行为,当前很多人会想起海外并购。然而零点咨询的董事长袁岳表示: “世界资本流动的大趋势是流向中国，这说明国内的投资机会明显强于国外，海外并购还不是主流。”并购的主战场在中国，这意味着外资处于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哪个行业并购时机成熟，就在哪个行业发力并购，时机不成熟则暂且蛰伏。
长期研究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薛求知教授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给并购行为提供了包括各种政策在内的极大的获利可能性。这是国外投资机构如此看重中国并购市场的主要原因。”
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日益活跃，他们积极参入中国国企改革，毫不夸张地说，有国资之地，就有外资之身影，
能源市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能源市场早就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者的关注。这些海外投资者掌握大量资金，能源行业是他们非常看重的领域之一。这些海外投资者中，包括以JP摩根、凯雷投资集团、淡马锡为代表的私募基金、投资银行，以及以BP、英美能源为代表的大型能源企业。而壳牌收购科氏中国就是其中典型案例(见本期《并购能否拯救壳牌》)。
钢铁行业也是一例。2005年1月24日,国际钢铁巨鳄米塔尔钢铁公司收购我国第八大钢铁公司湖南华菱管线37.17%的股份,与华菱集团并列为华菱管线的第一大股东,成为外国钢铁公司重组中国国有钢铁公司的第一例尝试。米塔尔首开纪录之后，到了2006年年初，便有老二阿塞洛购并莱钢的框架协议。
外资对钢铁业的并购并非无因，申银万国研究所朱立斌在报告中表示：“2006年钢铁行业迅速进入周期底部后，市场化收购兼并加快，经过两年的整合后，钢铁产能将调整到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2008年以后，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未来行业盈利的稳定性得以提升，从而钢铁行业的估值水平也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WTO之后某些行业渐变，也引发了外资并购的浪潮。今年是零售业入世过渡的最后一年，外资零售业进入国内市场股权、数量和地域等方面限制将取消，原本不得不借力合资的外资零售巨头已经迫不及待的甩开中方合作伙伴“单飞”。比如，正大集团属下某全资公司将以股份收购方式，把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9家易初莲花超市并购成为独资超市。家乐福在部分地区已开始走向独资，物流业则更具代表性(见本期《物流业开放的阳光温暖谁》)。
外资并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欢迎。就并购而言，外资的实力、现金使得各级政府对他们的认同度很高，其国际化背景也使得其成为政治上仅次于央企的次优选择。
民企唯有人和
在2005年110多家上市公司收购案中，收购方明显为民营企业的不超过20家，而作为出售方，明显为民营企业的超过30家
民资则非如此。在并购市场上，民资和央企、外资大多数时候不在一个游戏圈内游戏，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并购整合的时机还不成熟。”
民营企业并购最集中的领域就是在互联网领域，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这也是国资色彩最淡的领域，但是民营企业挖空心思的表演，让这个行业的并购案例显然更富于戏剧色彩。比如，去年年初，盛大企图并购新浪网，让我们看到了一起敌意收购遭遇“毒丸”战术的典型案例。而分众传媒并购聚众传媒则上演一出死对头的闪电联姻活剧。
应该看到的是，在目前并购市场，与央企和大型跨国公司的高举高打相比，民营企业总体呈退守之势。东方高圣研究员张红雨介绍说，与前几年相比，民营企业收购上市公司的势头明显减弱，在2005年110多家上市公司收购案中，收购方明显为民营企业的不超过20家，而作为出售方，明显为民营企业的超过30家。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市场原因。自去年以来，国资流失的讨论非常激烈，风头火势之上，民营企业的并购自然受阻。
在并购市场上,不承认民营企业相对的弱势，无异于是一种掩耳盗铃。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指出：“中国的并购很大程度是经济权利的再分配。如果跨行业跨区域并购，那么就要打破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牵扯到政治。”在这个问题面前，民企存在着天生的短板。更何况，有时在并购中民营企业要收购远自身实力强的国企，难免要运用一些超常的融资手段，使得这类收购看上去总有点 “空手套白狼”的味道。
在目前并购市场上，最大的矛盾就是国资与民资力量不匹配的问题。当我们高谈警惕外资并购的经济安全时，民资却无法实现对外资的替代。央企发挥作用的场合毕竟有限，民资要想在并购市场上鼎足而三，需要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融资和准入的支持。
控股权之辩
“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安全，而不是封闭地排斥外资情况下的安全”
央企、外资与民资这三大势力争夺的焦点还是有一定差异。大体上说，中国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还是央企的专属领地，只有一些国际巨头借助特定的形式才能进入。外资和民资主要的并购目标还是地方国资手中的企业，在外资和民资眼中，地方国企正是并购的金矿。
相较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更多处与竞争性领域，遭遇市场竞争的冲击更强，加之实力较弱，对其他资本的接纳程度也较高。比如在装备制造领域，相当一部分地方骨干企业生存困难，而其原先积累的基础和市场依然引起了外资和民资的兴趣。
但是，这种并购和过去有所不同，过去由于政府保护，国人早就习惯于外资不占控股权的参股，加入WTO以后，外资显然不再那么“驯良”。年初，英博对福建雪津的收购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也是国资放弃控股权的一个案例
具体操作雪津案例的陈少瑜认为，雪津出售是有效利用了3号令，并尽可能进行国际化操作的一个案例。对于雪津控股权的出让，陈少瑜表示：“国资愿意出让多少，事实上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等不同层面的命题。只要交易过程按照规范、专业的方式进行操作，就能大体保证公平。单纯的就经济而言，交易中最终应该坚守的是商业利益，而并非一定是控股权。”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能像雪津那样顺利，在外资和民资掘金的一些领域如机械工业领域，政治问题往往和经济问题相伴而生。
今年，全国工商联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个《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其中述及了“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等几方面问题。同样是在“两会”期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也呼吁要警惕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垄断性并购。
这类担忧随即波及到具体的并购案例。一时间，正在并购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成了矛头所向，为此，该公司全球总裁乐文礼不得不在北京努力证明自己是“良民”：“在我们的并购战略中，丝毫没有恶意的成分，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也在商务部卡壳。
然而，引发这场讨论的工商联提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却反过头来灭火。会长王巍表示：“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安全，而不是封闭地排斥外资情况下的安全。” 王巍说:“强调经济安全，不是要阻挡对外开放，而是希望加速调整金融制度，扶持本土企业的并购发展和产业整合机会。同时在引进外资中筛选哪些是好的外资，哪些是炒作的外资，哪些是摧残中国产业的外资。”
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费国平也表示:“谈国家经济安全不等于说要限制外资并购，对于什么行业，达到什么规模按什么标准衡量，应该有战略规划而且要有保有抑有快有慢，要有透明的规则并且按规则进行审查。决不应该一说外资并购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就因噎废食，就限制外资并购。”
费国平表示:“中国加入WTO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过渡期行将结束。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规模、资金等方面短时间内仍难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面对中国产业的逐步放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抢占国内市场，将中国市场纳入全球战略，中国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在完全放开之前，抢占资源和市场，实现本土的产业集结也就成了国内企业的必然选择。”
薛求知则认为：“外资在中国市场深度介入，一方面规范或影响了参与者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中国有关市场的法律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规范了政府部门以及产业服务部门的行为，其影响将逐渐放大。”
国资流失之争
并购中更关键的是买卖过程的规范和公平，如果保证了程序的规范和公平，国资流失的担心可以休矣
在其他资本进入国企并购领域时，遇到的另一个麻烦就是“国资流失”之争，这涉及到企业并购中的定价问题。英博高价收购雪津，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但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形，如果评估为5亿多元的雪津最后的成交价是39亿或49亿，而非59亿，这算不算国资流失呢？
陈少瑜指出：“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企业价值，是对市场上所有可能的众多购买者而言，而实际的产权交易中，交易定价一般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参与，不同的特定投资者对企业有不同的投资价值判断，如果出于对企业控制权的获取、整体经营战略及协同效应等因素的考虑，特定投资者有可能支付大大高于企业市场价值的金额。”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购中更关键的是买卖过程的规范和公平，如果保证了程序的规范和公平，国资流失的担心可以休矣。事实上,有研究报告指出,国资流失更多地发生在经营活动中,而非交易活动中。而且,规范程序而非制约交易这个问题不仅对外资适用,对民资也适用,也许民资在其中感受更深。
然而，德隆、格林科尔轰塌之后，社会对不规范运作和整合失败的怨气迁怒到了交易本身，对参与交易的要求大大提升，这对民营企业尤其不利。
对国资流失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行为。而中国民企要想并购国企，需要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政府,成功的并购都需要政府的支持。
例如，江苏首富祝义才并购南京罐头厂得到的是南京市政府的全力支持；青岛金北洋成功并购灯塔，同样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肯定与支持。考察其他成功并购的案例，同样可以发现政府的身影。
警惕国企并购风险
“三甲内的企业没有并购的压力，三甲外的企业急于并购，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说，正好反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更替的关键时刻，并购作为企业“升级”的一大

利器，运用得当就会加速国有企业破蛹成蝶的过程，然而一旦失败，伤害也十分巨大。为此，在对当前的并购热鼓与呼的同时，客观认识其存在的风险亦非常必要。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就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没有较好确立以前，中国并不具备展开大面积商业并购的基础，强行催生并购市场繁荣，事实上也会引发相应的风险。”
“超常规”风险
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尹中余就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上规模的并购项目，完成周期一般是1-3年左右，仅仅尽职调查阶段，就需要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一些央企在较短时间内的频繁并购，其风险令人担忧。”
尹中余的话是针对那些通过并购寻求“超常规”发展的企业而言的。
例如，中钢集团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收购了4家大型企业集团，所收购企业涉及机械、材料、碳素、轧辊等多个行业，并且每个收购对象都属于资产规模大、人员负担重的大型国有企业，收购后的管理整合难度都很大，如此快速完成4项难度极大的并购项目，可见并购风险并不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
化工集团的案例更为清晰，短短几个月时间，先后传出它已经或者将要收购沧州大化、沈阳化工和黄海股份的消息。有人认为，按照中国化工的发展战略，在3年内完成企业的重组后，资产规模达到1000亿，为的是做到国资委规定的“三甲”之内，避免被中石油和中石化这兼并的命运。
同时，国资委的“三甲”压力虽然成为了催生当前并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也可能导致一个逆向选择的后果。保育钧指出：“三甲内的企业没有并购的压力，三甲外的企业急于并购，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说，正好反了。”
融资风险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企业，国企并购的融资压力最轻，然而这一环节反而很可能成为产生风险的温床。国有企业贷款取得的相对容易，可能使得它相对忽视并购的财务风险，同时，国企并购过多地依赖银行贷款，融资渠道单一，也会导致并购风险的扩散。
尹中余介绍到:“中国化工集团收购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案例中，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总资产达到65亿元，净资产接近于零，公司债务负担十分沉重，但作为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主体的中车公司自身总资产为35亿元、净资产仅为9亿元，明显有“小马拉大车”的嫌疑，并购后随时有可能爆发财务流动性危机。”
并购财务融资风险不仅仅是可能，现实中也有例可循，华源、三九都是国企中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正是因为他们盲目的并购扩张，忽视了财务风险，最后才导致被他人并购重组的结局。
作为国有企业，除了需要在并购的财务问题上严格把关外，同时也需要尽可能拓宽融资渠道。随着股票市场的逐步回暖，直接融资对央企的支持也越来越大，2006中国并购年会上，上证所总经理朱从玖就表示，股改后中国并购市场会十分活跃，未来并购融资有望从四个渠道获得突破，即定向募股方式、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商业银行开办并购专项贷款和资产管理业务。
体内循环的风险
国企并购潜伏着另一大的风险就是体内循环。最近的国企领域并购，较多发生在央企并购央企，同地地方国企之间互相并购。这种体内循环局限了交换的市场范围，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发现，也不利于企业问题的解决。
此外，中国国企并购的一大特征就是并购和重组混行，这种特性，进一步加大了体内循环的风险。
国企体内循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相似度高，很多人把其当作一个有利因素来看待，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虽然被公认为难题，但是对被收购的企业而言，并购往往也是引进、吸收优秀企业文化的过程。如果太多的体内循环，缺乏新血的引进，则显然不利于国企的市场化进程。
美国企业5次并购浪潮
第一次并购浪潮
发生在1898年到1903年之间。它以横向并购为特征，使资本主义迅速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形成了一大批垄断企业。这次浪潮终止的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在1903年出现经济衰退，股市低迷，股价大跌，并购资金来源不足；第二，以《谢尔曼法》的制定为标志，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垄断运动的高潮，政府开始抑制导致垄断的并购行为。
第二次并购浪潮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1929年为高潮。第二次并购浪潮的最大特点是相当规模的纵向并购的出现。虽然横向并购仍为主流，但是纵向并购风行一时。这次并购主要发生在汽车制造业、石油工业、冶金工业及食品加工业，它加强了第一次并购浪潮的集中，也加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危机导致该次并购浪潮的终结。
第三次并购浪潮
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以混合并购为最大的特点。通过这次跨部门和跨行业的混合并购，美国出现了一批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这次并购浪潮终结于70年代的石油危机。
第四次并购浪潮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持续到80年代末，以1985年为高潮。它有以下几个特点：金融杆杠的大量使用；分解式交易为许多综合型大公司采用；敌意收购的比例较高。美国从1990年起开始陷入经济衰退，轰轰烈烈的第四次并购浪潮也进入的低潮。
第五次并购浪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至今，以2000年至2001年高新技术领域的并购为高潮。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跨国并购风起云涌；强强联手引人注目；大多数企业逐渐放弃了杠杆收购，财务性收购让位于战略性收购，企业开始更多地从自身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并购问题。
难以分类的中国式并购
目前中国的并购还大量是横向并购，大量的民营企业远远没有成长到头，国企的“扎堆” 运动也方兴未艾。然而纵向并购的数量也很多，因为中国存在很多“天然”垄断的行业，在这轮并购潮中，这些“天然”垄断的行业有着向上下游纵向扩张产业链的强烈需要，成了这一轮并购中的主力军。以财务为主导的混合并购也有市场，这是由于中国市场割裂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企业成长的“
天花板”很低，同时由于行政权力的存在，各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很大，那些成长到“市场”极限的企业，往往会根据其所能取得的行政支持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跨国公司的存在，也给中国的并购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跨国并购、分解式交易、战略并购等理念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活动的影响也逐渐为中国企业所学习。像联想对IBM的PC事业部的并购就兼具这三者特点，然而由于实力的影响，这类并购还不是主流。而且，美国第五次并购浪潮中的强强联合在中国也较为鲜见。
虽然中国的并购兼具美国5次并购浪潮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并购市场是在融资市场极不发达、投资银行业几乎为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就效果而言，中国的并购浪潮暂时无法与美国的任何一次并购潮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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