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6日 北京的两会正在召开着。每年一度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也罢，走走过场、“认认真真搞形式”也罢，反正，今年的北京两会，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张惟英女士，因为一个打着“提高进京门槛、合理控制北京人口总量”招牌的“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提案，大大火爆于神州。张大教授莺音啼啭，话未落地儿，全国媒体一片骂声；那意思，好像这“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是她张惟英个人发明似的，弄臭了她，便可以一了百了，可以杜绝此种歪理邪说成为现实了。 其实，根据网上披露的事实看，张惟英女士不过是个喜欢一稿两投的混饭吃的学者而已。但她的这番话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反响，却有其深深地根源。实际上说，张不说此事，也有人说。无独有偶，前不久，就有珠江三角洲某城市市委书记曾经大声疾呼要限制外地人进城，因为他们夺取了当地人饭碗；而孙志刚案件的出现，却正是因为那个臭名昭著的限制外地人口进城的“暂住证”引发的；而这个建立在已经被国务院废除了的“收容遣送条例”基础上的公然违反宪法的东东，却在去年10月份，在上海市被小心翼翼地推出来，形成了一个中国两种声音的独特景象。 这是一个混乱的、各行其是的时代；三千诸侯各霸一方的景象，造成了中国经济格局的“诸神之争”。中央的声音作用有，但也很有限，就是因为，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争夺时代，已经开始了。去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惨胜收场，就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我们目前的制度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已经进入了一种可笑的“双轨”状态：一方面，我们利用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来运行我们的每一个实体，表现为一种市场竞争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各地均以自己的财政征收为中心，通过税制的分羹，来合法地运行自己的项目，并通过制度上的“集权”，来达到“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目标，这又让诸多的地方经济事实上又存在着大批的拍脑袋工程。那些大大小小的面子工程，就是这么搞出来的；但它们的运作过程，却真的是市场化的。 这真是一幅怪诞的中国经济发展图景。因为制度的制约，中国事实上并非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党政几乎一切方面说了算的状态，事实上是控制了所有的发展资源的。这种“政治上的计划性”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便是中国诸多经济问题深深的根源。 我们知道，社会管理体制其实无所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划分的。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上的利益，最终还是要落脚于经济上的。法院也罢，警察也罢，这些最政治化的国家机器，在审判、治理那些经济、刑事案件时，该有多少是因为深深的经济原因在背后起作用啊。犯罪，某种程度上讲，也不过是利益争夺的另一种反映罢了；而司法处理，却正是体制作用对经济利益的裁决。 这种制度和体制下，各地形成一个个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小我，党政一把手说了算，他就可以把这里“家天下”。为了自己的提拔也罢，青史留名也罢，个人损公肥私弄点捞点也罢，他们每个人为官一任，都有自己的政策和规划出台，中国政治的不连续性，是世界闻名的。不久前被推到了典型的牛玉儒同志，被媒体称呼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新闻事实也大量报道了他如何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先进事迹，但很多人其实明白，他到了呼市之后，却面对着前任留下的市政大厦巨额民工欠款而一筹莫展，最后也没有听到他究竟在此方面做了“人民贴心人”没有。如此，他们便有了搞自己一套的天然的机制和便利，于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下，他们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一任一任地累积，不断低水平重复建设着，一排排高楼大厦起来了，一座座企业工厂建立了，农民不断失地，城市不断拆迁，在有限的任期内，说实话，要出成绩，不这样搞，真不知道该搞什么才可以的。 于是，一次次经济过热循环发生，一次次经济疲软定期重来。软着陆是个什么样子，看不见摸不着，但失业工人越来越多，失地农民越来越穷，却是冷酷的现实。 这样，就急剧培植起来了一座座人为的美丽城市。在这些城市高楼大厦背后，却是大量的民工血汗被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剥夺了，因为发展的阶段性，加上政治的专制性，他们无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权利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法寻找代言人来为为自己争取权益。同时，资源牢牢被国家这种虚构的政治化机器控制的结果，实际上是各地党政自己来决定如何配置的，更多的时候，这种人为的配置，甚至只能是一把手说了算。于是，落后地区只能在这种人为控制的状态下低价出卖资源，——即使有市场的波动，也因为众多的依附体制而生存的食利阶层层层扒皮，真正到了流血汗的老百姓手里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看看各地的矿工，一个月收入几何？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基本保障，收入低微；但在缺少安全设备设施投入的矿山艰苦工作，一旦遇险，补偿费仅仅一两万元。可谁都知道，那煤炭的价格，还在市场上猛涨呢，承包的老板发了，相关的矿山企业发了，有关的部门发了，财政饱满了，但就是没有矿工的好事儿。 于是，失地农民、破产农民和那些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就梦想着进入大城市淘金。他们的想象中，那里一定是遍地黄金，只要肯吃苦，怎么还不能混饱肚子呢。在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这种人流是巨大的，不可遏止的，改革开放26年来，无数这样的中国人进入城市，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力，却仍然跟自己在农村或者以前的环境一样：没有社会保障，收入低微；但总算，还能比在家里强。这样，在计划性的政治下，一个个脑袋工程、面子工程被上马，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却正是这些外地人付出了血汗、被剥削了利益之后，给低成本建设起来的。 这便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真实状态。这种发展状态下，我们的繁荣，与其说是积极努力工作下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规则下营造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是一种深含泡沫的，潜伏的危机并不小。只是因为还处在上升时期，“潜力余量”还没有吃得个透底，所以，它还是这般有力，这般好看。 但是，经济运行总有自己的内在规则起作用。你建起来了一个虚假繁荣的城市，却无法避开形成强烈反差的落后周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具有自我寻找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本能和趋势。这种反差的结果，自然会形成大量的落后地区、农村地区人员进入更发达城市寻找自己发展空间的情况，这在经济上看，就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了，是自发的，非人为的。他们进入城市，进行着廉价的低层次工作，来支撑着一个巨大城市的生存发展基础。因为经济规律的作用，他们的劳动必然会降低城市运作的成本，发生着资金、效益向他们身上转移的情况，这便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市场规律作用下的自动平衡状态，时间越长，他们跟城里人的收入差距越少，越城市化，而带动他们自己的落后地区逐渐向城市发达程度靠近；但实话说，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但人员的大量涌入，又不可避免地给虚构而起的城市带来现实的问题，又给城市的管理，增加了诸多的成本，同时还在拉低着城市发展的速度。这种双重的矛盾，不仅中国存在，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的。 但中国是政治化的城市。所以，张惟英女士的政策性建议出台并很可能被采纳，就是这种制度下的一种必然反映。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张女士不过是作为一个传声筒，说出来了已经获利的广大市民阶层的心声；但实话说，如果她的提案真的被采纳了，应用了，就必然会形成一道人为的门槛，来阻挡这个市场机制形成的人流，最终的结果，也一定是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出现的“民工荒”景象。到了那个时候，因为市民阶层的劳动力价格比较高，如果不再次放开人流进入，那么，整个城市运作的成本还必然是高的。 一句话：无论你采用什么手段，这种制度和这种状态下，运营城市的成本一定是高的。放开人流的时候，会降低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本，但用于城市管理的成本必然增加；阻挡人流的时候，会节约用于城市管理的成本，但会提高城市发展的成本。 虚假的繁荣，无法逃脱这个悖论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张惟英女士虽然浅薄但责任并不全在她的深刻原因。双轨的中国，虚构的繁荣，就是这样的景象了。 那究竟该怎么发展才是正确的呢？其实，一切都应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然进行，才是正确的道路，包括我们的制度，需要率先改造，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民主宪政体制，才行。基本上说，制度是经济的产物，正是经济这个根本性的东西起的作用，才决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正是他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不是一个人为的结果。拿城市化来说，跟我们不同，西方国家的发达城市里，往往遍地可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建筑，有的甚至已经翻修多次，真的破旧了。但他们也的确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楼大厦，内部的装备设施，都是最先进的。这种错落、杂集的发展状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历史轨迹，同时，他们都是兼容的，也是谨慎地、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可见，他们的发展，多么有序而协调，多么自然的一个过程，绝不是我们这样的政治性的急功近利的结果。 本质上讲，在中国，最大的资源恰恰是人力资源。人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其实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来求发展，教育跟上，社会保障跟上，中国或许真的让世界震惊的，我们的人力资源太强大了。可惜，发展的阶段性，诸多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用率的低层次特点，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专制状态下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建设有限的区域，也就只好牺牲掉那些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源培植了。 我们的畸形发展速度太快了，太不协调了，该减缓、平衡一下了，现在的矛盾积压已经到了临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