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要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之一是“实验经济学”，现在它已经与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还有演化理论牢牢镶在一起，成为非常主流、非常热门的学问了。
　　往前倒数几年，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学界一片愕然。绝大多数人都还没听到过“实验经济学”。媒体找了很多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采访，可谁也没能说出个大概。实验经济学离开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实在太远。
　　前辈早就告诫我们，经济学是不能进行实验的。对人口政策做些微调，就可能导致成百乃至上千万的人口波动；对利率、汇率做出调整，则动辄会有数以千万的资金改变流向；对经济体制的调整甚至可能动摇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调整的代价太大，再富有的国家也经不起经济实验的折腾。
　　可我们实际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往往就是做实验。很多政策出台，只是出于领导的主观判断，并没有充分考虑百姓对它的认知和理解。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同样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看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料准别人的想法。经济学者从来不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真实市场成为最大的实验室，代价往往惨重。
　　20世纪初，美国哈佛出了个天才经济学家叫张伯伦。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人陈岱孙先生是他的同学。毕业时，大家竞争优秀论文奖励，陈岱孙远不敌张伯伦。陈岱孙的论文《麻省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考证严密，资料翔实，下的功夫极深。可张伯伦的论文思想更深邃，眼界更开阔，这远非单纯用功所能企及的了。当时张伯伦已敏锐地觉察到，真实市场不大会完全地自由流动、自由竞争，但对立面完全垄断的情况也不多，往往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垄断竞争理论》，就分析这两者之间的情况，震惊学界。现在教科书里都写入他的这种思想，可是市场到底是偏向完全竞争还是偏向垄断，如何计算，人们的行为又有什么差异，一个个问号至今仍困扰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史密斯是张伯伦的学生。50到60年代，哈佛作为美国思想中心，培养出一大批有自己特点的学者，史密斯是其中一个。据说他当时性格谨严，平时着装一丝不苟，研究问题也是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他听了张伯伦的课，深感市场失灵程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决心用更科学更严格的方法来解决它。
　　张伯伦和史密斯都想用小范围实验的方法来检验人们对市场的行为，从而确定市场的有效程度。史密斯从60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实验，一做就是40多年。
　　史密斯最先制定出实验经济学的框架，最先提出大量经典实验的构想，并最先通过这些实验得到很多重要结果。可是他的工作迟迟不被学界承认。主流学者看来，经济学近百年来的根基就是一个假设，“人是理性的”。如果人的真实行为与理论模型相悖，那只能是人的行为出了问题，不可能动摇理论本身。
　　就这样，史密斯在亚里桑那大学度过人生的大半岁月，2001年转到了乔治·梅森大学。他坚信实验并不是动摇经济学，只是对“理性”这个词做出更深刻的理解。而且，随着医学条件的进步，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fMRI）来研究人的思维决策的成本已经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这样，用这种新技术来做实验，更微观地研究人类思考行为变得可行，产生的这门交叉学科被称为“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史密斯是这门新兴学科最坚定的支持者。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获奖了，一下子成为学界的红人。
　　史密斯在200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北京作了好几场演讲。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个清癯的老人，但留着长发扎在脑后，戴上墨镜，模样很酷。
　　他为人谦逊，不愿多讲他赖以成名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也许他觉得那已是过去；也不愿多讲他正在推动的神经元经济学，也许他觉得那还太新，很多结论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在中国大谈哈耶克，谈市场经济自然有力的演化过程。虽然他远比其他学者更“科学”地研究单个人的行为，可他坚信自己无力根据研究成果来设定经济制度。他一辈子在研究市场的缺陷，可最终却承认，这些缺陷无法弥补，“看不见的手”会协调这一切。市场本身的力量是最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