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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市场和经济观察人士都在争论奥巴马(Obama)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干预是否符合美国契约法、私人投资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讨论忽视了对于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在于美国经济是否正走向效仿日本的道路。

金融史表明,泡沫会创造产能,而一旦泡沫破裂,这些产能也不再被需要。接下来便是不可避免的密集整合期。例如,互联网泡沫催生了数百家上市互联网公司,当泡沫破裂时,其中许多公司要么与其它技术公司合并,要么破产倒闭。同样,19世纪的淘金热导致了边远居民点的兴建,而在泡沫消退之后,它们都变成了废墟。

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信贷泡沫,实际上,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都曾从中获益。事实上,过去10年的所有增长故事(比如中国、新兴市场基础设施、住宅、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和大宗商品)都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都因获取廉价资金比较容易而受益匪浅。全球信贷泡沫似乎造就了一个全球经济泡沫。

因此,历史会告诉我们,目前全球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这的确是事实。近期全球产能的利用处于30年来的低点。

美国政府罔顾这段历史,一直把政策目标放在阻止不可避免的整合上——维持企业的运营,进而保证选民的就业——而不是对整合加以管理,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政府的策略有欠明智,并且将无果而终。当然,维持泡沫带来的不必要产能,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经济(这可能是最近经济统计数据改善的原因),但持续的资本错误配置,会大大阻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

美国政府的策略并非特例。全球各国的政治家自然会害怕泡沫后的整合,因为它总是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和选民陷入贫困。因此,一个经济体在后泡沫环境中的政策,往往是支撑不必要的产能,寄望于经济增长将会复苏,从而最终增长至能够吸收这些过剩产能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泡沫策略支撑了过剩的产能,并且阻碍了后泡沫时期的整合力量。企业被认定“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过剩的产能(尤其是金融业)得以维持。经济基本面情况表明,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因而日本的政策导致了旷日持久的通缩。日本“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中的确出现过一些通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增长吸收了日本的过剩产能。然而,一旦中国经济降温,日本就重新出现了通缩现象,产能过剩也日益加剧。

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宣布,一批遴选出的金融机构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并设计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简称Talf)和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me)时,他们就已明确做出了追随日式路线的选择。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克莱斯勒(Chrysler)的破产,可能看上去与这一观点相左,因为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削减不必要的产能;但当你看到政府如何对待因此发生的汽车制造商供应链上的整合时,你会觉得十分有趣。

最近私人部门对CIT 集团的救助——使其免于破产——对于折价购买CIT债券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但显然,该银行放贷能力的削减程度,无法达到CIT完全破产情况下的水平。如果CIT破产,肯定有人担心,发放给规模较小企业的贷款可能会受到抑制。然而,政府本可以鼓励其它接受Tarp资金的机构向小企业放贷,而不是继续坐视接受纾困的机构赚取巨额交易利润。如果公共政策坚持维持过度的金融业产能,那么,至少政府应以对经济较为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过度产能。

许多观察人士声称,将美国经济与日本经济进行对比有失准确,因为美国经济更具“活力”,不那么“僵化”。当然,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但有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楚:即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就CIT事件而言)都在阻止后泡沫整合,从而降低了该国经济的活力,增强了其僵化程度。

“加利福尼亚卷”不过是一种美国版的寿司。它植根于日本的传统,但带有明显的美国风味。同样,美国公共及私人部门的行动似乎是在效仿日本。尽管市场的短期反应可能恰恰是积极的,但投资者应该警惕,美国可能会重现日本经济死气沉沉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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