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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25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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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通过冷战后从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 沃战争 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种种事件,南方国家更应当认识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 [43] 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的统计的“专利申请量”、“三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 [44] 。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昔日的南斯拉夫、苏联的科技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却在西方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本国的短期商业利益引诱下得鱼忘筌,被西方瞬间击垮。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45] 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必须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但是,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就不能得出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规律。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时也是新需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合围的险恶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难得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46] 的难得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小平同志始终是这样表述的)。其间,国家 GDP 快速增长。然而好景不长,从 1999 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 1999-2000 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 沃战争 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 2001 年和 2003 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台独”步伐,从 1999 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 2003 年起,台湾当局在快速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摊牌”做军事准备。 [47] 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现战事,高技术战役将定结局,而这个结局,又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 沃战争 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或变相中断的可能。 [48] 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果,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 最 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形势逼人,台湾问题已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最后,日益险恶的安全形势把中国推到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
作为联动效应,通过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工程等也可获相应的拉动。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如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据统计,到 2010 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 10 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 2020 年,对经济发展 45 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 5 种。 [49] 能源方面,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从 1990 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 7% 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2000 年净进口量超过 6000 万吨。未来 15 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 7% 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 4% 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 2% 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 2005 年原油需求 2.45 亿吨左右, [50] 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 2003 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 20 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 2 至 5 倍。报告说 , 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 2020 年 , 中国需要进口 5 亿吨原油和 1000 亿立方米天然气 , 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 70% 和 50% 。 [51]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能源风险增大的同时,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却在飙升,近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 0.5 % ,但其消费总量却从 19.9% 猛升到 26.9% ,增长了 7 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 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 , 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 凭国内 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 储产量 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 度日益 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2003 年中国电力缺口在 1000 万千瓦以上,今后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 [52] 目前中国能源不足已通过油、气、煤的不断提价及各地限电措施反映出来,如果没有新能源技术的尽快开发,中国的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对国家 GNP 的增长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将形成根本性的制约。 [53] 目前中国有人以“世界工厂”从英国到美国的历史轨迹作论据,为“世界工厂正在转向中国”的现象鼓与呼, [54] 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和自由地获取世界资源,仅在中国现有资源基础上经营“世界工厂”的后果,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现在世界出现的许多新能源技术都是在上世纪 70-80 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的压力下产生的,目前中国面临的能源的压力,也会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激发出新时代的“铁人精神”及新型能源技术及与之相关的节能技术、核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最后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说到底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我们研发技术,利用技术,发展经济,说到底还必须是一个“利为民所谋”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 367 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 38 % ;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 26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 27 % ,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 50 ~ 70 年代,每年为 1560 平方公里,至 80 年代为每年 2100 平方公里, 90 年代更上升 至每年 2460 平方公里,有 4 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土地沙漠化面积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共有 66.7 万公顷耕地沦为沙地,平均每年丧失耕地 1.5 万公顷,有 235.3 万公顷草地变为流沙,平均每年减少草地 5.2 万公顷;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 100 多亿吨,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总产量。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我国北方 20 世纪 50 年代共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 5 次, 60 年代 8 次, 70 年代 13 次, 80 年代 14 次, 90 年代 23 次。二是资源严重短缺。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 108 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 600 亿,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目前中国己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 1.3 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 1/3 ,并且每年以 200 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 15 % -20 % 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 10 % -15 % 的平均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 640 个物种中,我国占 156 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 97 种,二级保护动物 238 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 389 种。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 7 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 1990 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 20 世纪 50 年代平均每年约 480 亿元; 20 世纪 60 年代 570 亿元; 20 世纪 70 年代 590 亿元; 20 世纪 80 年代 690 亿元; 20 世纪 90 年代前 5 年约 1190 亿元; 1996 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2200 亿元; 1998 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 3007 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据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可能发生 300 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概率将增加到 74.6 % (现为 62.5 % )。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下降 17.5 % -22.0 % ,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3500-4000 亿美元。 [55] “九五”期间,尽管中国生态环境状况较“八五”期间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总体上尚未得到改观。 [56] 这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对中国生态科技产生更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将连带推动现代环境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医学,尤其是中医理论的研究,其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理论将作为未来生态科技发展的思想资源,不仅造福中国,也同时也会造福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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