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分析师过冬 忙于和基金经理搞好关系 资本市场, 基金, 分析师, 电脑包, 研究所

投资人士

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一个资本市场沉浮弄潮群体。数年间他们从谷底迅速攀至高峰，然后再跌落到半山腰。两年牛市，他们语出惊人，股票估值比的谁更有想象力。市场下跌，他们千军哀鸣，拉票求存，方知“生活不易”。
把市场的疯狂归罪他们？把市场的脆弱归罪他们？还是他们本身也不过是在随波逐流？
7月的一天下午，北京金融街，艳阳高照。张维(应采访者要求，化名)从出租车上下来，一肩扛着电脑包，一手拖着拉杆箱，直奔一高层写字楼。
供职于深圳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张维要去一家基金公司路演——向基金经理推荐自己的下半年度策略报告。
下午6点，张维略显疲惫地说：“一下飞机就直接赶来金融街路演了，不过，今天还算好，只有下午一场，明天和后天都是每天跑3家基金，这一周要把相同的话重复、再重复。”
张维拿出一张已经打印好的北京路演安排表，嘉实、华夏这些北京基金业内的“大佬”赫然在列，但名单中也没有落下中信、新世纪这类规模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
“这还不算，下周我接着还要去上海路演。一周5天，就连午餐和晚餐全都安排的满满的。”
进入“流火的7月”，与张维一样，奔波在国内各大基金公司门前的券商分析师不在少数。
“前几天，门都快被挤破了。”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过去两年，作为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角色之一，这些年薪被认为是动辄上百万的券商分析师为人所瞩目，更为众多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所向往。
但拨开“无限风光”的表象，并没有如外界看上去的那么美好。
一张榜单定前程
今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张维就在MSN上看到同事闪屏：“听说了吗，##研究所给新财富第一名(新财富每年对分析师排名)300万的年终奖，行内最高价了。”
300万！张维有些惊讶，同时他开始盘算起自己的奖金。
今年是张维进入深圳这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第六个年头，和来了又走的同事相比，算是元老，同时他也兼任一个研究小组的组长。
尽管是老资格，尽管有一官半职，但张维对奖金却不敢期望太高，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最好排名也仅仅是入围。
这个排名就是目前国内券商分析师最渴望的一个金字招牌——《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每年9-10月份，由基金经理们在每个行业中选出3名最信赖的券商分析师。
“2007年行情那么火爆，光是那么多家营业部收的交易费就够养活全公司好几年了，至少要比2006年发的多吧。”张维心想。
在一天天的盘算和等待中，财务室终于通知张维去拿奖金领取单，可是张维的心不仅没有恢复平静，反而增添了许多失望和无奈。
“不足300万的1/10，这比2006年还要少，实在低于预期。”张维在MSN上向朋友抱怨。
经过2天的私下交流，张维知道还是有几个同事拿到了100万以上的奖金，不过，他们全都是有排名的。
张维嘟哝着：“都是新财富惹的祸，今年冲不进前三名都快混不下去了。”
除了和奖金挂钩，顶着新财富排名的光环在跳槽的时候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算是以研究团队的形式获得排名，该团队中的二号、三号分析师跳槽的时候依然名正言顺的享受“有排名”的一切优待。
“据我所知，除中金和几家合资券商外，国内大部分券商分析师都被这一榜定了前(钱)程。”张维告诉本报记者，为什么分析师都对排名向往不已，除了和切实相关的年终奖有关外，排名所带来的“钱途效应”更加重要。
热门的拉票牌
但是如何进军今年的排名，张维心里实在没底。
一方面要写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研究报告，拿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但研究报告之外，还有一场重头戏——和全国各地的基金经理们搞好关系。
而这关系的问题是越来越难办。
张维因为工作地就在深圳，和深圳的基金公司来往较多，和许多基金经理也维持着偶尔聚会、吃饭，但是对于上海和北京的基金公司，由于地域隔阂，光靠出差的时候和基金经理碰到一起吃顿饭，是难以建立很铁的关系的。
张维说，其实网络和电话如此便利，登门路演对阐述研究观点本并不是必须的，和基金经理更多正面交流，能够一起喝茶吃饭其实是路演的最重要意义，这也是业内公认的借路演拉票。
“上半年行情不好，下半年能不能看准，还不是这2个月的行情来验证。现在离排名评选还有2个月，这是给基金经理加深印象的最好机会。”张维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是离排名评选最近的一次路演，所以每年的半年报策略报告出炉后，各大券商研究所的分析师都会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基金公司扎堆的地方。
张维说，由于相对公开，路演是目前绝大部分分析师所能接受的最公平拉票方式。
不过，“去年开始，也不知道是从哪个研究所最先发起的，邀请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们出国考察成了一个热门的拉票牌。”
据张维打听，上海一家知名券商今年上半年就计划有3次这样的出国活动，把研究实力尚可的分析师和来自基金公司的贵客组成一个考察团赴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等目的地。
通过十来天的一趟行程，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互相认识和了解的程度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对于这种热门的拉票牌，当然也是张维希望获得的机会。“不过能否成行，还要看研究所的经济实力和领导的外交意识。”
对这种新的非常规拉票，上海一家券商研究所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我知道业内有1家研究所仗着家大业大，给每个分析师一年上万的报销额度，专门用于邀请基金经理们搞一些休闲娱乐，我们研究所比较穷，就没有这个拉票的实力。”
该负责人向记者抱怨，这种拉票方式对于目前一些家底较差的中小券商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应该被提倡。
不过，北京一家券商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则对记者道出了另外一番苦水：“这些请客的拉票行为只能算是公平竞争，毕竟别人组织去日本，我们研究所可以考虑组织去美国啊，但是以权换票的事情就更让人无奈了，2007年新财富排名某行业的第一名就被同行议论纷纷，传说亲属就职于基金公司的监管部门。”
估值“摇摆”困境
“路演的辛苦、拉票的无奈算是分析师工作中相对轻松的苦恼。”张维对记者苦笑道。
面对A股今年上半年的惨淡表现，是看空还是继续看多的估值抉择才是分析师最尴尬的困境。
再回首，今年1月份各家券商研究所大力宣传的2008年度策略报告——坚持“看多”，但向后看，则是股指的跌跌不休。
更为重要的是，去年10月份，当股指突破历史性的6000点大关后，无论是2007年新财富榜单上的宏观经济分析师还是新财富最佳本土研究团队，其研究报告中都没有明确提示泡沫破灭的风险。
今年前3个月当A股连续走阴之后，许多分析师才在2008年第二季度的报告中变身为空头或者中性观望。
“中国的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化太复杂，而我们卖方分析师这个行业还很年轻，一部分分析师则是比行业还要年轻，他们的经验不足。”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显得较为宽容。
“不仅是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也有多空来回摇摆的时候，这反映出我们市场的参与者整体都缺乏宏观判断和前瞻性。”另一位来自深圳某基金公司的研究总监也对分析师给与了谅解。
但是，本土券商的研究报告中，欠缺的显然不只是前瞻性。
自2006年开始的牛市进程中，券商分析师比拼的是如何为股价节节攀升找到合理的解释，比较各家券商对同一个公司的研究报告，其区别更像是重新制定估值游戏的规则，“一鸣惊人”成为那一轮牛市的时尚和追求。
例如2006年，上海某知名券商研究所的分析师以一句“中石化看到10元”轰动市场，当时中石化A股不过4、5元。
当年，该分析师还因为股价走势符合预期得到了基金的认可，并进入了新财富排名的前三甲。2007年初，该分析师更进一步提出“中石化一年内上涨将超过100%，目标价20元”。
2007年，最出名最大胆的估值还数“中国人寿三年达90元”，随着2007年1月这只保险业龙头股的挂牌，深圳某知名证券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吸引了财经媒体和基金公司的眼球，发行价18.8元的股票，三年能涨4倍多？当然，2007年所有股票都在疯涨，中国人寿也不例外，在10月31日达到75.56元高位。同时，这位研究报告的撰写者挤入了2007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榜单。
今年3月，曾经坚定看多中石化的那位券商分析师转向了悲观：“中石油2008年业绩能否继续增长都值得怀疑。”而中石化的股价跳水已经先于他的观点变化，今年前2个月，中石化A股跌幅超过25%。
同样从今年1月2日到2月29日，中国人寿A股股价下滑30%，随后3月，上述证券公司对于中国人寿也推出了新报告称中国人寿2008年合理价格为31元。
对于这样的出尔反尔，上述研究所负责人将原因归于“分析师个人信仰和研究水平”。
“据我所知，之所以没有在6000点时唱空，是因为研究报告要照顾到研究所主要客户——基金的情绪。”张维解释，分析师之所以要突然改变估值态度，主要还是为顺应市场的情绪。
对于目前还没有做空机制的A股市场来说，卖空不仅仅会得罪上市公司，更主要的是影响基金的市值。
张维说，面对过去两年亢奋的市场，谁要是出一个看空报告，不仅仅会得罪上市公司、基金还有看多的同行，更重要的是还可能会引来不理性股民的谩骂。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怎么混？但可悲的是，待市场下跌后，不管是基金还是赔钱的股民还是会回过头来骂我们，埋怨分析师没有提示风险。”张维说，目前，面对市场情绪的不断波动，聪明的分析师经常是在看多与看空的边缘来回摇摆。
跳向“买方”
“说心里话，如果只看短期，我会选择将我所跟踪的这些股票都选择卖出。”7月18日，上海一位行业分析师告诉本报记者。
但由于卖出股票不能给投资者带来直接收益，所以，他除了会把几个行业内特别差的公司评级改为卖出外，大部分行业内的公司，他都仍会给予中性评级。
对此，北京一位长期跟踪某周期性行业的知名分析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这个情况下还看多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看空又没有人买你的报告，所以现在所能做的，对于券商分析师来说，事实上就只能睡觉。
“实在忍受不了卖方的烦恼，我去基金公司了。”6月底，上海一家券商研究所的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短信中这样向身边的朋友通报自己跳槽的消息。
这位分析师告诉本报记者，受通胀和货币政策持续紧缩的调控，他所跟踪行业上市公司的利润明显下滑，“报告不能建议基金卖，也不能建议基金买。说真的，太尴尬了，整个上半年，我的报告都不知道该怎么写？分寸真的很难把握。”
所谓买方分析师，一般买方是指基金公司的分析师，他利用的券商(卖方)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对公司进行研究，给基金经理投资之用。
上述跳槽到基金公司的分析师指出，到了基金公司后，没有了排名的烦恼，“对于我不看好的股票，我可以坚决要求卖出，或者不给基金经理推荐”。
同样是在上海，近日，上海另外一家券商研究所的地产行业分析师离职去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目前，国内行业分析师的职业轨迹一般而言是这样的，券商分析师——基金分析师——基金经理。之后，基金经理可能会考虑去做私募。”北京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负责人说。
对于目前出现很多券商分析师跳槽到基金公司的现象，他觉得并不奇怪，“每当熊市来临，都会有一批券商分析师跳向基金公司。”
该负责人介绍，熊市中，券商分析师除了为摆脱排名和估值所困惑外，更重要的是，为基金公司稳定的收入。
众所周知，基金的收入来源来自管理费，总资产规模的1.5%(每年)来收管理费，所以基金公司做的好坏就是看他管理的资产规模，和大盘涨跌没太大关系。
现在，大的基金公司管理的规模都是200亿-2000亿资金，一年管理费就是3亿-30个亿。
相反，对于国内大部分券商来说，一旦熊市，公司不要说盈利，能够做到不亏损就非常不错。
“这种情况下，作为不直接创造利润的卖方分析师，要想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显然是有困难的。”上述北京某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收到了数位实力不俗分析师的应聘报告。
除收入外，该投资总监指出，出色的基金公司分析师有望未来培养成基金经理是大多数券商分析师愿意跳槽到基金公司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