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坚定不移地深化发行退出制度的改革 陆家嘴论坛, 的, 周小川, 国民经济,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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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郭树清在6月28-30陆家嘴论坛的发言：尊敬的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周小川行长、尚福林主席、项俊波主席，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超高速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然而我们的成就并非没有代价，从要素投入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许多方面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我们不能不转变发展方式，这正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性的历史责任。我谈五点看法。
一，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资本形成为22.9万亿元，进出口为2.2万亿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即使按照45%的储蓄率来核算，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能提供21.5万亿的资金，折合为3.4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不能说资金短缺。我们的储蓄首先是用于工业投资，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40%。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其次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本来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城市建设占很大的比例，房地产就占到25%，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反复拆建的问题，一些道路、管线设施建成没有几年就拆掉重建。公共事业包括学校和医院，在部分地区短缺的同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第四，农村投资占比不高，浪费的比例一点也不低，农民自己建房反复拆建的问题更加严重，在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建到第四到第五代住房，每年的投入大概在5000多亿，估计上万亿，平均六、七年就要重新建一次。由于很多人工作在外，很多房子是没有人住的。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在高收入国家予以教育的公共支持平均占GDP的5.4%，中等收入国家是4.5%，世界平均是4.6%，我国今年有望达到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医疗卫生方面平均占GDP的9.7%，中等收入国家是5.4%，高收入国家是是11.3%，我国低于其他国家水平。中国人口比美国人口老化的多，积累的养老金非常少，占GDP的比例不到7%。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偏离常态，在国民经济的三个产业当中，我们2011年第三产业占GDP的43%，发达国家73%，中等收入国家53%，差距不小。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69%。结构失衡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方面是要素市场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要打破要素市场长期存在的体制障碍。
二，金融服务业体系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谈到金融业，大家都知道一个悖论，就是“两多两难”，金融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资金多大家说是相对的，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每年提供给国际金融使用的储蓄资源平均每年有2000亿美元。这个悖论与论坛的主题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金融市场本身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内部结构失控，最突出的是高度依赖间接投资。社会融资贷款和票据占80%，不足20%来自股票和债券融资。2011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占54%，企业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占到29%，这一比例不仅仅低于美国和英国，分别是73%、62%，也低于德国和日本。一是在资本市场内部也存在失衡的问题，二是股权融资市场层次单一，三是衍生品发展的问题，四是投资者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机构投资只有15.6%，发达国家有60%-70%。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当中，政府相关企业占有的资源比较明显，中小企业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2011年的数据显示1000多万的中小企业贡献税收是50%，创造国内生产总值60%，完成的创新是70%，解决的就业是80%，占全国企业数量99%。仅中关村符合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就有1000多家，他们参与资本市场的渠道却非常狭窄。
三，直接金融具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天然优势。目前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我们要挖掘银行的潜力，而且要积极推动民间信贷的规范化发展。但小型、微型企业往往需要的是本金，或者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债务融资。而这种服务只能由基础的直接融资来提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我们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在市场并购当中资本市场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对战略性产业的发现和推动过程当中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真正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孕育于中小企业当中，不确定性和轻资产的特点确定了其常常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而资本市场包括股权、债券、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资金等等，提供了一套融资方和投资方风险共担、利润共担的机制。事实上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的焦点都在各国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美国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源于其资本的对接机制。美国的苹果、脸谱公司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份额，都得益于其资本市场在危机后敏锐捕捉到这些产业，并快速增长。
完善民生保障，预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人口将占到全体人口的12%，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建设严重不足，社保和企业年金面临投资渠道狭窄和体制建设落后等挑战，保值增值压力巨大，需要通过专业投资机构的发展，科学合理参与市场。从全国的居民储蓄来看，人均是2.3万元，从储蓄动机来看很大比例将用于养老，本身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好事，问题是一定要保值增值，没有资本市场是做不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频率，在降低社会成本的同时，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方面欧洲和美国有很多的经验教训。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本来是金融风暴的中心，欧洲只是受到波及，但发生危机的三年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却比欧洲快得多，美国GDP包括今年上半年已经连续12个季度正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同是解释两者差别的总体原因。美国、加拿大更依赖于直接融资，而欧洲更依赖于银行融资、间接融资。事实上，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年份，大企业的现金充裕，真正有创新的企业照样可以从股本市场和高收益债权市场筹措到所需要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两位经济学家，在2007年就对过去50多年发生的危机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复苏的速度和质量，都高于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分析了股票市值和银行存款比例，美国1913年1：1，1950年恢复到1：1，1990年接近3：1，1999年美国股票市值和银行存款比例是9：1，美国死死掌握着国际经济的霸权，主要的依据可能就是这方面。
四是推进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需要下苦工夫。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实现这个目标，相反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这个目标。有媒体朋友鼓励我们，说证监会每四天推出一项新政，这是误会，我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达不到这个结果。推新制度，他开三次会议，我开四次。从近期来看，首先是坚定不移地深化发行退出制度的改革。第二是加快发展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第三狠抓上市公司治理完善。第四是以更大的决心、更细致的服务培育机构投资者。第五是不断提高效率。第六是坚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我们的任务。
最后一点，继续全力支持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是一座从来都不缺少金融精英的城市，1921年曾经全国有一场交易所浪潮，有112家在上海，不过这些交易所交易的标的，大部分与现代金融无关。现在各地出现了文化交易中心、红酒销售店、养生保健馆，会不会像当年一样成为一阵轻风、一场运动，过一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1986年工商银行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开创了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先河。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股票、债券、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以及外币、黄金等交易最重要的金融高地。从全局上来看，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在资本项上的可兑换，实际的进展比理论状态要迅速，我们最近也做了一项研究，40项资本项目，没有不可兑换的，有的是部分可兑换，有的是基本可兑换，事实上规定的是不能可兑换的，实际上已经做了可兑换。
所以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值得期待。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是一座非常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大量外商合资机构落户上海，上海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也日益接近国际先进城市，所处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企业和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非常旺盛。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上海金融生态很好，诚信水平比较高，上海的出租车经营规范，很少带着乘客绕路，这是很好的。大家不要笑，这很关键。诚信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关键，至关重要。上海开埠至今200余年，上海国际金融重要的建设离不开进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是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中国证监会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和服务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也期待上海对接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优势，在引进机构投资者、发展现代财富管理行业、培养优秀的分析师队伍、拥有长期投资价值理念的公司方面，在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更大、更具创造性的作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