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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自以为可以不受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作为的结果，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奴隶。"[2]

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后期，中国的经济工作一直是由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所左右的。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演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和他引以自豪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可以变物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等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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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造成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周知的。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行政性分权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诸侯经济"，有别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古典计划经济的所谓"M型体制"[3]，它固然使日后的乡镇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在经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大混乱却使"大跃进"、"高速度"所引致的问题大大加剧。为什么这些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到头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要追根溯源，原因恐怕还在于当时的领导人完全没有经济学中"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经济就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飞跃发展。殊不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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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虽然当时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是即使这些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现代经济学的素养而没有能完全突破"调动积极因素就能实现多快好省"一类思维定式，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的"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的"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也导致了"条块分割"、地区保护主义等消极结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的做法，才对这种做法可能引致的问题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等逐渐失去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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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说它是"里程碑"，并不意味着它提出了什么具体的改革主张和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是因为它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了鼓励理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热心于读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种对于现代经济学再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例如价格机制的运作原理，宏观经济管理的运作原理等的框架性的认识，并且开始参与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