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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1 这是我给美国白领报纸《新象周刊》写的文章：《怎样准备优秀面试从而成功就职华尔街》，附录在此献给中国读者。

就职华尔街，最基本的一步是怎样经过层层面试进入华尔街。面试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这里有些技巧，要看自己怎样去掌握它们。怎样才能将面试进行得顺利？怎样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面试官认为你是最合适、最靠得住、最能干、最能完成这份工作的最佳应聘者？

　　　　说到底，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呢？

　　　　“Interview”一词的英文意思译成汉语应该为“面对面的视察对方”，因而“面视”应该是比“面试”更为直接的翻译；但因为“面视”过后是“面试”——面对面的提问，所以对于Interview，我们就应该至少有两方面的准备：视觉上的准备和口头上的准备，又，面试面试，面面相视。

　　　　一、视觉上的准备

　　　　视觉上的准备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形象（Image），这个形象应该与公司的形象相符合。华尔街的公司、洋行最注重的是两大形象：成功形象与令人信任的形象。连我们这家替华尔街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策划的咨询公司也是将这两条放在首要位置。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是个失败者，怎么可能把成功带给他人？取信于人更是重要。我们波士顿总公司的大厅进门处有一面大玻璃墙，上面清楚地写着：“The 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 ”（公众信任是我们的公司之本）。我们的名片上也清楚地用绿色字体印着公司的努力目标：our 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我们的雇员与众不同）。

　　　　我在1992年去这家公司面试时毫无准备，只想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条件：MBA学位，银行工作经验，香港关系网，这些，我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决心。结果，我的穿着就是第一个错误。

　　　　一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价廉物美”的百货连锁商店K－mart买了一件价值七十九美元的米黄色西装套裙（一般西装要一百五十美元左右；银行副总裁或董事级别的女士们，往往买五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再好的，可以贵得没底，但也没有必要）；还戴上了一对生平第一次戴的金耳环。后来，公司大老板秘书告诉我，当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说，你不是去大商店应聘当销售员或是酒店当经理，为什么这样穿戴？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的公关秘书（Public Relations）苏珊女士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上班时要穿保守颜色的西服套裙，质地要好，裁剪要合身。“一千美元买五套西装是你在这家公司最基本的投资。”她对我说。可当时我哪儿有钱？

　　　　“没钱？借。这是我学到的：哪怕借钱也要买相应的衣服。说不定这个面试就会因这套适合场合的衣服给促成。”

　　　　她接着又说耳环一定不能闪闪发亮，戴小的珍珠耳环或是钻石或人造钻石，要小，要不抢眼，不能让它成为你吸引客户的地方；你吸引客户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全方位的服务，从而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亮耳环是去鸡尾酒会或沙滩戴的。

　　　　“如果你需要明快的颜色，用围巾和胸针做配件。Cucci不是以围巾、胸针和女用手提包闻名天下吗？Hermes的围巾比一套西装还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昂贵的丝巾以特别的图案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妇女的装饰品。”

　　　　不管怎样，我在1992年从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有着吓人的文学博士学位，还能读古英文，能讲解莎士比亚，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衣面试。如果我当时穿的是黑色西服套裙，Saks Fifth Ave.名牌制作，配着白色的衬里，一对小小的人造钻石耳环，指甲涂成白色的法国式样，脚登舒服的软黑高跟鞋而不是从廉价鞋店Payless买的鞋，我也许不会经过七次面试？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看我那一身穿戴，觉得我真诚得全然不知天高地厚。我的那句开场白：“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m for real，every bit of me.”（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每一两肉都是真的），确实让他惊讶。我服饰上的欠缺，因我英文流利、用词准确、毫不胆怯而弥补。但是，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规矩，我就不用如此“吓人一大跳”。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毕业时，学校的placement office（录用工作处）能给我们上一堂“怎样面试”的课，该多好，从穿戴到工作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以及四十五分钟标准面视时间里，时间的正确分配与安排。许多学生，特别是中国籍的学生，就会省掉“要经历多少面试才能找到一份称心工作”的心理重负！

　　　　好的面试就是要“对症下药”，去酒店找工作和去贸易进出口公司找工作或去投资银行找工作，穿戴肯定不一样；而且找到的这份工作，职位的高低与相应的穿戴也不应该一样：去银行当秘书和去银行当第一副总裁，显而易见，穿戴不可能一样。穿衣打扮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更要符合公司的身份，因为你将来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1995年当我替公司在纽约开发业务成功而搬迁到纽约后，因每周一次飞往纽约实在劳命伤财，我丈夫因此也来纽约。他原来是波士顿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这家公司50％的职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公司文化还像校园文化，与硅谷文化十分相似：上班时穿着随便，下班后在公司靠大湖的巨大草坪上踢足球。当他来到华尔街面试工作时，他坚持要穿他习惯了的便装，我只好替他拿着西装、领带和皮鞋在美林、摩根与AIG的大厅里等候他，让他在面试之前换上这些“有强力的西装”（power suit）。他一边换一边抱怨领带太红，衣服太黑，衬衣领子太硬，皮鞋太亮。结果，他一天下来，三家公司的面试使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三份合同：这是内（懂专业）外（形象好）结合的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在华尔街求职时，男士女士都应该里面穿白色，外面穿比较深色的西服或西服套裙；男士的领带最好是红色，表示热情；女士的耳环最好是小小的耳钉，且如果天冷的话，要围上作装饰的围巾以示高雅。冬天里，最好要带上风衣，牌子为“伦敦雾”（London Fog）为佳，深蓝色或浅色最为合适，颜色风格都合英国保守形象。穿着不能招摇过市，这是华尔街最忌讳的。不要拎新皮包，半旧为好，皮包不是装饰。华尔街流传着这么一个佳话：皮包越旧，成就越大。高圣的主席用的提包是四角全磨破了的，已用了二十年。当然皮子质量一定好，否则二十年的摔打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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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2 二、口试的准备

　　　　口试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往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这家公司或这个面试官会要你还是不要你。当面试官与你握手并请你坐下后，他第一个问题往往是：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谈谈你自己）。这时你要十分小心，一定不能吞吞吐吐或口若悬河。你可以说：我这人很认真；我这人很热情或很固执；比如，我在研究生院做一个项目时，我……

面试官请你谈谈你自己是要知道你的“整个人”（a whole person），你的性格，做人态度，人生观，等等。他问的并不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手中就有你的材料。你也可以反问面试官：“我的履历表你已经看过，你一定知道我是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暑期中我去摩根银行当见习生（intern）；我的个人爱好是国债券的发行与推销，或是游泳。不过，我倒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是关于工作的细节……”

　　　　这样，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向面试官就工作问题提问，让他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十分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所致：多数人愿当演说家，少数人愿当听众。

　　　　在四十五分钟的标准面试时间里（有时面试可以短到二十分钟，长到两个小时），你应该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过去，用三十分钟讲工作，借这机会把所有的问题全弄清楚，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提问：关于公司、业务、你要去的团队，等等。这最后十分钟是用来显示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感谢面试官的时间；同时不要忘了问下一次的面谈会是什么时候？如果面试官对你十分感兴趣，他会让你在会议室等着，他去找其他他认为合适的人或主管(decision－makers)来面试你，那么你的四十五分钟的面试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我曾经送出去的一位人才，在摩根银行整整呆了一天！

　　　　在面试时有两个问题要忌讳，除非他问到你，那就是薪水与个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大的私密性。如果你确实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会主动问你你的薪水意向，有时也会问到你是否结婚，有无孩子。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好不要主动去碰。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话题更是千万千万不能涉及的，因为无论你与面试官的观点如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由而雇用你，况且面试你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

　　　　华尔街面试人才时至少全组人员都要见你，如果你要去的这个组有一个人不喜欢你或对你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或认为你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你都不会被雇用。我曾经送一高级人才去高圣，他见了二十七人，一共经历了八次面试，但终因有两个人对他有不同看法，高圣不能雇用他。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白天你是公司的人，晚上你是家里的人。华尔街找工作就像在生活中找伴侣，别人很难降低标准，你也最好不要委曲求全，两厢情愿才是真。

　　　　在结束这一段之前，我还要提醒应征者对另一常见面试官提出的问题要加以小心，那就是：“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弱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能否对自己作出公正判断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技巧在于弄清面试官的问题旨意所在。如果他只是泛泛一问，你也泛泛一答。优点缺点如果是三七开，那么说话时用去的时间也应按这比例，譬如十分钟谈优点，那么用三分钟谈缺点。优点谈得越多，相应的你的缺点也越多，比如你爱吹嘘自己的优点——这本身就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面试官认为你对公司也能作出相应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是能否在华尔街立足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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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3 三、身体语言的准备

　　　　身体语言的准备也是面试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手与眼睛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握手要有力，表示热情、信任；眼睛要能看穿对方，进入对方的心底，这不是说盯着人看，而是很真诚地看，让人感到心换心，让人感到放心。我曾经将一名优秀的人才推荐给欧洲银行的一位副主席，但这位副主席立即拒绝了他，原因是：“我问他关键性问题时，他都回避我的眼睛。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却没那时间去猜他的心思。”同样地，我在高圣的一位客户也是因应征者手足不知该怎么放而且眼睛也极不自然地向下看，让应试官感到应征者缺乏自信。“我们公司怎能雇用缺乏自信的人呢？”客户问。也许应聘者心里自信，但他表现出来的是不自信。“Image is every bit important as reality（表象与现实是同样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送到摩根的一名应征者，他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这是我惟一一次与一位计算机工程师打交道，我十年来只从事前台交易员、银行家、私人理财家、信用分析式或资产管理专家的业务。这位计算机工程师从香港飞到纽约摩根银行总部进行最后一轮的面试时，他在肯尼迪机场被一出租车司机骗去一百美元，那黑人司机把他放到摩根银行在中城的办公大楼前，扬长而去，没找给他零钱，他十分生气，打电话给我讲这事。我一再宽慰他这种事发生也就发生了，让它过去，不要影响面试时的心态。同时我告诉他，我们公司的会计师已写好了一百美元的支票给他，再者，摩根银行为他从香港飞往纽约买的商务舱机票也值三千多美元，面试的成功比这一百美元重要得多。结果他面试没有合格。因为他面试时不断地将他的腿分开并拢、并拢分开，而且是毫无意识的，因为他心上就丢不下那一百美元和被人骗了的那不好的感觉，让这坏的感觉尾随自己，结果让面试官误解了他。

　　　　“如果他这么紧张，我们的交易系统怎敢让他负责？”客户问。

　　　　如果心态不好，是不能去参加面试的，你宁愿改期。

　　总而言之，面试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果面试官的性格与应征者的性格是“一拍即合”还是“一见就厌”，这些情况就难以一一描述了。但如果能在服饰上、工作要求的准备上、行为举止上以及时间控制上都能充分准备，成功的希望就有了一半：有备而来，往往功成圆满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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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上一天的工作3 亲爱的唐纳德：

　　　　一周前，我就打算向你提及赴香港一事。好几周来我一直该去香港，因为目前我要在此办理的事情太多。过去三周,我在那里发展了部分客户及应聘者，但是我拖延至今才能成行是为了等待JP摩根付款，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今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该去香港会见客户和应聘者，以结束几桩洽谈。它们是：1、高圣银行，汤姆·李，客户。汤姆有意通过我雇用两名应聘者；

　　　　1）大卫·韩，在香港（CL）为韩国衍生金融产品作推销。马拉松式的面试终于结束。大卫·韩与高圣的七个人见了面，从销售、交易，到投资机会的各方面人物。目前，他正在等待聘用。大卫·韩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底薪，二十万分红。一旦高圣满足要求，他便行动。

　　　　2）葛丽丝·李,此人在香港（ML）向新加坡中央银行销售G7金融产品，成绩显著。所有面试已经完成，她正在等待聘用。她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新加坡元底薪,三十万新加坡元分红。她希望高圣满足自己的要求。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评估太高，与市场报酬不符合。我们尚在谈判。

　　　　另外还有两名应聘者，也与汤姆见过面，他们是比得和保罗。

　　　　2、高圣银行，大卫·王，私人银行客户集团。

　　　　大卫需要两名：莉娜和善秋。面试已完成得差不多，只等用户作出决定。莉娜向大卫的要价USD＄350万，而善秋要价则为USD＄400万。一人来自菲律宾，一人来自台湾。

　　　　以上是目前与高圣的进展情况。下面是与瑞士联合银行的进展情况：

　　　　3、瑞士联合银行(香港),借入资本市场和利率结构。

　　　　三位执行董事与我的商业往来：

　　　　Larry Murphy——借入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负责全部利率，国库券行为，销售与交易，固定收入和衍生品等，曾是外汇最佳销售人才。

　　　　Kamlani Kamada——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责任：债务发生，投资银行，此人是各大投资银行在金融产品设置上的竞争强手。他最关注的是在中国将生意做大。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名索罗门的应聘者推荐给他，叫Andrie Tu，另一名来自法国银行。）

　　　　Joon Kee Kim——源头产品行销负责人。该工作分为两摊。产品经理负责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市场经理负责衍生产品的销售。Joon Kee情况简介：麻省理工学院BA,MBA，曾加盟大通和所罗门。在所罗门期间（1991－1993），他是纽约惟一从事产品结构的量化分析家quanti。美林与其接触后，招聘香港，后调往韩国，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销售人员，后来与另一名驻韩国的韩国人Choy一道工作，共有十六名销售人员。Joon Kee现年三十八岁，急需一名产品设计构造人员。我这里有一名从美洲银行出来的人才，想替Joon Kee工作。

　　　　Joon Kee已经对各国逐一审核后，提出了一项新战略。由于Paul Murphy两天前到达香港时遭遇车祸，所以审核尚未完成。下周有望完成。国际光辉与我公司同时想得到这个人才访寻项目，我百分之八十肯定我们能够得到这项委托。到目前为止，我对人才访寻的透彻以及对大中国的了解——这里指我对大中国的固定收入销售和交易的情况以及对从事固定收入产品（现金和衍生品）的营销和交易人员的情况了解，没人比得上。

　　　　4、市场信息：

　　　　DLJ——该公司被投资者投票选为“最佳在线经纪行”。DLJ成功地在伦敦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弗洛里达也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日内瓦从高圣雇请了一名最佳销售人才。他们在香港还没有开设私人银行业务，但目前在商讨中。我已有三个小组——RNB,Merrill,Nomura，均有意为DLJ服务。我与香港DLJ常务董事Alfred Pang交换了此想法，Pang正在与该部门主任探讨其可能性。

　　　　5、今后三周工作计划：

　　　　每年夏天，我要到中国将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女儿接回美国度假,今夏也不例外，她学校于7月18日放假。我的计划如下：

　　　　我计划在7月的第一周飞往香港，在那里呆一周后飞往中国——中国机票自付。

　　　　如您所知,我目前正与SBC UBS, JP Morgan,Goldman,CSFB,Chase,Morgan Stanley,DLJ,Deutsche Bank等公司打交道，以便通过“亲自打照面”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没有可靠的个人关系，就没有生意可言。除大卫外，所有客户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我将请他们给我时间，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同时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办事方式。

　　　　我需要与最近寻访到的三十位待聘者见面。与待聘者和客户见面的约定落实后，我将向您提供一份名单。我的绿卡级别只许我在香港一次逗留一周，所以，第二周我将在中国度过。第三周我将飞到新加坡，做一些营销工作，对应聘者进行面试，会见客户，直至我女儿于7月19日飞抵新加坡与我会合。我们于7月20日回到美国。

　　　　

　　　　诚挚地　　　 　　

　　　　Jeannie 　

　　　　

　　　　我今天的工作完成，该是喝下午茶和休息脑子的时候，或是看看股市走向或听听新闻。我拿起桌上的净水，又喝上一口，洗洗心，然后，面对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和湖上成群的海鸥。

　　　　可是，我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觉得好累好累，眼睛仿佛要流血，脑子也一片空白。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常说的brain drain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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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1 1995年我给公司拉进的四家世界级大客户是：波士顿第一银行（CSFB），瑞士联合银行(UBS)，JP摩根银行(JPMorgan)和摩根史坦尼(Morgan Stanley)，当年总生意量超过了千万，我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营业额，纯利润达八十万美元。得到这些世界级的跨国银行做客户，并被这些客户认可，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梦想，因为每一年，银行都会拿出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流失或改进，得到这样的客户，用我大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一头“奶牛”（milk cow），牛奶从此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账上。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 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机。机上十分安静，我通常坐在靠窗的第三排。机门无声地关上，漂亮的一白一黑两位女乘务员轮流和着机上广播的安全注意事项做着穿戴航空救生服与面罩的动作，无声而熟练。她们深蓝色的制服套裙，红白蓝三色的星条丝巾以及别在胸前的美国雄鹰，有时真让我认为我坐在纽约百老汇的大剧场，在观看艺术表演。接着，飞机起动，飞向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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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2 今天，天特别的蓝，我的心情也向蓝天一样，一碧如洗，蓝得像一只鸟，想破窗而出，飞向北美的天空。我朝窗下望去：一望无际的森林沿着蓝色的海岸线向前展开，在森林与大海之间点缀着白色的教堂和一幢幢小楼房，这些分散的小楼房和大片新修的高楼公寓由蓝色的州际公路连接起来，织成生活的大图案。飞机飞过纽海文（New Haven）时，耶鲁大学的校舍在万绿丛中透出红色的教学楼房和白色教堂尖顶。那位漂亮细腰的黑人空中小姐开始送茶水、咖啡了，她一边和熟悉的人小声地打着招呼，一边娴熟地倒着热茶和咖啡。走到我面前时，她的托盘里拿着两片火腿烤面包和一杯热咖啡、一杯热茶，她知道我每次都要这三样东西。她轻轻地将这些食物和饮料放到我面前的小桌板上，将白色的热餐巾放到小桌的左端，她含笑的眼和我的眼相遇，眼里只有热情和尊敬，无声地说了一句“I love your suit”（我喜欢你的西装），同时用手指指她的胸口又指指我的乳白色西装套裙，“and I love your dogwood flower（和你的木棉花）”。

　　　　我的这朵银制的木棉花是一个做工很简单却十分美丽生动有着五瓣花瓣的美国常见的树花，每次戴上它，都会受到人的称赞，装饰在我西装左上衣靠肩处，配着我的银色小耳环，很好看，很高雅。这花是我在昂贵的广场饭店礼品店用了一百五十美元买来的，是Tiffany名牌，很贵，但我不知为什么一定买下了它。平时，我很少买手链、耳环、项链这些东西，因为我看不住它们，老丢。

　　　　“Thank you!”我轻轻道，然后拿起我的热茶。她用手作了一个“Bye”，转回机头处，又为别的早班乘客送去早餐。我喝着茶，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那隐在飞机翅膀投影下的一片片玉米田，我的心里有难言的激动和自豪。今天，我不因他人的馈赠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被这个国家的人尊敬。

　　　　机上静静的，偶尔有翻阅报纸的声音，过道那边靠窗坐着的一位面貌俊秀的年轻人，俯首于他的手提电脑，他金色的头发在清晨从机窗口洒进的阳光里，像金子一样闪着光，又像缎子一样柔软。他身上散发着我的鼻子早已经习惯了的高档科隆男士香水，清淡而富有性感。他一定是某一个交易场的交易员，我猜想。我每天的职业训练，已使我能从一百个穿戴一样的人里，识别谁是银行的大交易员或银行的头面人物。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昂贵职业着装，固然穿戴很重要，更是从那自信的神态：走路的姿势，喝水的动作，用叉的模样，说话时的音调，灼灼有神的目光，等等。这些素质，很难用钱买到，特别是那超人的自信。自信源于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所干的事业的坚信，由此产生不可抗拒的热情，这热情燃烧着自己，影响着他人。谁说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为了挣钱？挣钱谋生固然重要，然而成就感更使人着魔，更令人心神向往。我的一位同事说，人，就怕入行入错了。只有当自己的全部身心热情与从事的工作交汇时，才能产生这样的自信。这自信正从那年轻人的白衬衣领口和红色领带滴滴透露出来，既不张扬，又不可抗拒。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你们机长讲话。我们提前十分钟到达曼哈顿，我想绕中央公园低空飞行一圈，让你们看看美好的公园在清晨时的模样，OK？”机上广播传来清晰浑厚的男中音，带有浓重的纽约鼻音。话音刚落，我往窗外望去，就见那美丽的中央公园，像一幅画在我们的脚下展开。那是长方形的巨大花园，满是树，花，藤萝，还散布着两个美丽的人工湖，湖上泛着金光和游艇。四围是摩天大楼，我们的飞机与金光闪亮的Chrysler大楼的层层玻璃尖顶几乎相遇，但巧妙地绕了过去；帝国大厦就在飞机的左下方，顶端的气象灯塔亮着蓝灯，预示今天是个大好晴天；中央公园的东西两侧是昂贵的公寓住宅，美国的大亨，华尔街的“庄家”，电影界的明星，政界的大腕，老的家族和电视台走红的“一代天骄”都在东边占有价值千万的公寓，西边则为医生、律师、教授和白领居住，充满生机与活力。

　　　　“OK，我们往下城飞去，到哈德逊河看朝阳下的自由女神和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机长又说。他今天心情很好，于是一机人又无声地飞向下城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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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3 天水一线的碧蓝背景里，华尔街与自由女神，就这样一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在我们的身下。一个铸立在开阔的哈得逊河上，让千百万移民为她折腰；一个建在哈得逊河岸，让全世界因它的起伏而起伏，因它的意志为资本市场的行事标准。它是金融界的龙头，它是梦想的代名词，它集成功与财富一身，因而受到全世界各国精英的无比厚爱！是的，华尔街因其成功的形象，优越的条件，高难度的工作性质，以及丰厚的回报，一直是各国人才聚集的地方。随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拓展，各国学子更是对华尔街报以青睐，人人都力图进入这一片西方主流社会的“禁区”，伸展自己的才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 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 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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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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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铁姑娘5 我忽略了和他的朋友萨克斯签合同。

　　　　他挂掉电话的几分钟后，萨克斯就打电话来了。他重复了托尼讲过的话，然后说，“我们对半分成。美国史坦尼打算用五十万到一百万去雇用这位领导者，让他重新建立一个班子，原来的那个日本头子，得走人。我与摩根史坦尼有25％的提成合约，现已付给我二万五千美元作为第一步经费（Retainerfee）,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其余的按实际用去多少经费来结算。如果我们得到十万美元的报酬，减去二万五千还有七万五，对半分，一人五万。对你来讲，这笔钱挣得不难。”

　　　　不难干吗你不一个人去挣？我心上想。不过，听起来还是蛮诱人的。但我实在太忙，我手中有三家银行在三个不同部门、不同国家要我做人才推荐，其中一个在阿根廷，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我在华尔街与不少重要人物打交道后悟出一个道理：不要贪。如果没有把握能给予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好一件事，那么最好不要去做，否则鸡飞蛋打，声誉受影响。

　　　　因为萨克斯说话时开门见山，很诚恳又是托尼的老朋友，过去还一块儿共事十多年，我就实话相告：我太忙不能接受这件生意，但我愿无偿给他提供二十个人名。这些人名都是我前些日子搜集到的。在股市火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风险，但我总是超前一步，所以先就与风险控制专家们联系上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项目完成得顺利的原因：项目完成得顺利，一定要对市场有超前的认识。电话完后，我将名单传了过去，一般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三天后，萨克斯打来电话，气极败坏地告诉我这些人要么不动，要么没有兴趣，要么不够格，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愿跟他多说。他开始咒骂日本人愚蠢不敢担风险等等，然后他提议并坚持我去做，做成后三七分成，他得三，我得七。

　　　　“为什么呢？”我十分诧异。

　　　　“因为这个项目我完不成。”

　　　　“你怎么会认为我就完得成呢？”我所有的信息已提供给了他，他资历那么深都一筹莫展，我又有什么办法？况且我的日语完全赶不上萨克斯：他在日本工作过两年！

　　　　“至少你能跟他们对上话，安排两个面试？”

　　　　我明白了，这个项目是完不成的。但拿了摩根史坦尼二万五千美元的萨克斯，至少得在客户面前做点什么，安排两个面试不算敷衍吧？公司实在找不到人，也就罢了，那这二万五千美元也给得应该，萨克斯也拿得有理。

　　　　“好吧，我帮你这个忙。我们也不用三七开，对半分就行。你先将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划到我们账上，我立即给你安排两个面试。”我对萨克斯讲。我的时间也是公司的时间，尽管这笔钱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在与公司四六开并付掉50％的政府税收后，我的所得将微乎其微。

　　　　“好。明天我给你公司寄来。”

　　　　我给了他舒利文公司的详细地址和传真机号码，并叮咛他别忘了将合同书也一并付上。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打遍了所有能打的与日本企业风险评估有关的华尔街银行机构、基金管理、甚至CNBC的播音员，我也致电过去请他们推荐。也许我的态度诚恳，加之摩根史坦尼又是风险评估与控制这一行里最优秀的，我的努力与尽心终于有了回报：我物色到三位重量级人才，完全符合摩根史坦尼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哪一位更适合摩根的文化。这一点，让摩根史坦尼面试后再决定。

　　　　我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进展。

　　　　“你太捧了！”他连着说了三声：Great！Great！Great！我的耳朵打了七十二小时电话下来，疼得不能接电话，只能将电话拿得离耳朵远远的。

　　　　“我们的费用呢？”

　　　　“还没收到吗？”

　　　　“没有。”

　　　　“我已寄出。”

　　　　“好。我告诉我们会计。”

　　　　我将这三人的情况写成12页的书面报告，传真给萨克斯。

　　　　三天后，他的客户约翰飞到东京与三位应聘者见了面，然后又将这三人推荐给摩根史坦尼在日本的高级决策人。决策人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三人各有所长，很难决定该聘用谁。其中一人是美国人，但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日本当了好几年律师，代替美国公司与日本政府周旋，后来进入德意志银行工作，改行做风险评估，我辗转几次找到他，提到他时，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好。他对摩根史坦尼向往已久，对这个高位，更是热心——他毕竟是美国人（American Kid）。另一位是日本人，在哈佛政府学院毕业，后在长债券基金纽约分部工作，专门投资日本公司，刚被派到日本分部。第三位是日籍华裔，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毕业后供职日本大和银行，监管银行在扶植日本公司上市前银行面临的风险，他常在电视上出现，日本大众熟悉他。

　　　　一般来讲，这样高位的人才推荐，我必须得亲自见面以后，再推荐给银行客户，但由于是萨克斯公司提供的人才，我在中间转了一道手，是“幕后者”，我便没有飞去东京。人才评估时，除专业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眼神，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等等，都是被考虑的因素。我无法做出评估。

　　　　萨克斯仿佛忘了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公司账上一直也没有12500美元汇来。公司会计师问我：真有这么一笔钱来吗？

　　　　第五天我出差去纽约见客户，顺便也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希望找到他后，我亲自去拿钱。他不在办公室，家里也没人；又打去办公室，这次他在，可他在开会。以后七八个电话打下来，都找不到人。我终于火了。我回到纽约饭店后，给他送去一份传真：“如果明天五点以前收不到你的款项，你在我心中的信用（credibility）将全部用尽，后果将由你自付。”第二天，我得回波士顿，如果我人在这里，他都不付钱，我人走后，他会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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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铁姑娘6 我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在第一天就将这事告诉大老板。我为什么总是好大喜功，瞒着人呢？该由大老板去催账的！

　　　　为了我在公司的面子，我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把整件事瞒下来，对谁也不讲起。我自己得一个教训，以后做事，真要小心。

我该做哪一个选择呢？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萨克斯打来电话，在手机上他告诉他请我在Audolf大饭店“熊市和牛市牛排屋”（Bear ＆ Bull Steak House）共进晚餐。那是曼哈顿中城很昂贵的地方，一顿晚餐得三四百美元。我不愿一顿饭就将我们的12500美元给吃掉了，我于是问他：如果你将支票带来，那么我跟你共进晚餐，并且将项目完成，让你的客户雇用到正确的人；如果我见不到支票，那么，你的晚餐我将白吃，而且将向你的客户陈述你一切不让人放心和引起怀疑的行为。

　　　　他在电话上骂了一句，“Fuck you, the little Chinese whore!”(操你这中国小娘们)，然后挂了。

　　　　我气晕了头，立即起草了一份给他客户的信——如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亲爱的约翰：

　　　　我被迫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无法处理萨克斯让我纠缠进去的这个麻烦。这里不是讲我与萨克斯之间的纠纷，让您仲裁；这里讲的是摩根史坦尼的信誉。

　　　　我以前并不认识萨克斯，也没与他合作过，当他被他的朋友托尼介绍给我，请我合力帮助他完成你们在东京这场寻求英才的项目时，我才认识他的。细节过程繁复，我在此略去。但因为他答应五五分配首批二万五千美元的费用，并在完成项目后对半分、后来变成三七提成（他三，我七），我便深知这个项目对他和对摩根史坦尼您的重要，我于是停下手里的两个项目，连夜替摩根史坦尼在日本市场工作，才使您在东京的三场面试得以实现。（我的电话信息将由我所在公司直接传给您查对；同时，我也请您与三位应聘者联系，核对我说话的真实性。）可萨克斯答应第二天就兑现的承诺，在两个星期后的今天还没有实现。我不再相信他，而且我也不愿再与他对话。你们美国人讲：Once cheated, shame on him; twice cheated, shame on you.（第一次被骗，怪他人；第二次被骗，怪自己。）前车可鉴，我已被骗，您也许会被骗？鉴于这点，我必须向摩根史坦尼指出：

　　　　（1）如果您在知情后，还将费用支付给晚上在纽约蒙头大睡而并没有替您在东京日本市场熬夜辛苦工作的咨询者，合适吗？

　　　　（2）在知情后，您还将继续使用这位不诚实的咨询者而将更多的咨询费付给他，合适吗？

　　　　（3）如果您因私人原因而选择这样做，我将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萨克斯一样：您将不足取信于人；

　　　　（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将实情告诉我推荐给您的那三位优秀应聘者，由他们决定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目前的工作，替一位不足取信于人的老板工作？

　　　　约翰，我们并不相识，也许我说的话，会有冒犯您之处，但看在摩根史坦尼的整体利益上，还请谅解我的直言。我为人做事，诚恳正直；我推荐的人才，均是我从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全方位考察过、能在企业里担重任、能在人品上做榜样的优秀人物；我的客户均是我崇敬的投资银行和胸有蓝图、心胸磊落的领导者。从我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上读到的关于您的报导和应聘者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业债，我对您也只有崇敬之心。

　　　　约翰，选择是您的。是否留用萨克斯是您的决定，请尽快通知我，我因此也能将实情及时告知我推荐的应聘者。何去何从，那将是他们的决定。

　　　　

　　　　诚挚地　　　 　　

　　　　Jeannie　　

　　　　

　　　　但我没有立即将传真发给约翰，我深知一个客户的得来十分不易，特别是摩根史坦尼这样的客户，况且我也不愿让萨克斯在客户面前如此丢面子。我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然后又给萨克斯去了电话，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他接电话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在电话转接时，我能听到他说话，只听他破口大骂一个亚洲女子，她的国人游水偷渡来美国淘金，居然有这样的胆子来威胁他！滚回***穷中国去！来华尔街逞什么能？

　　　　我挂了电话。接着，我给摩根史坦尼的约翰和我的大老板同时发去传真。

　　　　穷中国来的中国女子可骨头硬！

　　　　不到一个小时，约翰亲自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向我问明情况，同时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完成任务；紧接着摩根史坦尼人力资源部也打来电话，既然我还在纽约，是否可去签合约，同时见约翰？

　　　　我去了。约翰有六尺二高（大约一米八三），眼睛很蓝，有这样清澈见底的蓝眼睛的人，我想是不会骗他人的。我回答了他关于东京市场的一切问题。在四十五分钟面对面的谈话中，他一次也没提到过萨克斯。在我签合约时，摩根史坦尼电汇了二万五千美元，三个小时后，就到了我们账上。

　　　　一个星斯后，我飞到东京面试应聘者，然后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那位美国人吉米——推荐进入摩根史坦尼的最后一轮“面视”。“面视”后，我与他一同飞往纽约，接受摩根史坦尼（纽约）的最高层“面视”。当吉米在纽约完成为时两天的面试时，我通过公司的财会部核对了吉米提供的个人财务报告：

　　　　股票，股权，年底分红，住房补贴，车补贴，工资底薪，一共要用去摩根一百五十万美元！摩根史坦尼毫不犹豫地雇用了吉米。一个月以后，吉米在摩根史坦尼（东京）银行上班。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他没有取代摩根史坦尼银行那位高级雇员，而是在和他用娴熟的日语促膝谈心五次后，将他推荐到摩根史坦尼的另一个日本部。

　　　　我们按合约获得十五万美元的报酬——摩根史坦尼的酬费最高以十五万美金为限。

　　　　在吉米上班的第一天约翰请我去Audolf用餐，他感谢我替他们聘用到如此将才，他说，“一个领袖的位置是由他称职的部下维持的。”

　　　　我永远地记住了这句话。

　　　　

　　　　这两家摩根银行成了我的大客户，我一直对他们忠诚尽力，他们也从不亏待我。对他们，我可以永远诚心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