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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政治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刚才打电话给丈夫和朋友时，他们对我的劝慰和忠告。“你也不看看，那麻省大道上全是关了门的店铺，整个剑桥区全在低价卖房。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就不容易啦，干吗还要争个公平合理？”我在哈佛的好友这样说，他刚失去他在哈佛图书馆的工作。我的丈夫更是为我捏着一把冷汗，他知道我在报纸上找了多少日子，打了多少电话，等了多少天，经过多少次面试、口试，才得到该工作的。这是美国人的土地，以前中国人到这里来，不外乎呆在学校那世外桃源，或是开餐馆，开洗衣店。凡事得慢慢来，我难道不懂？

　　　　我能跳出困境吗？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这份工作，又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老板们在四点钟以前不理睬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下班绕我身后走了，我该怎么办？冲进他们的办公室？彪悍的门卫一定会把我架出去，然后公司的律师还会送给我一张传票，起诉我破坏工作环境，辞掉我，开除我。而且还罚我的款。那时，我又该怎么办？我想起我在美国读书的漫长岁月，生养孩子的苦痛，想到1992年的波士顿那人才济济的剑桥区：音乐家、歌唱家、画家、书法家、政治家比比皆是，他们在当地开中餐馆，开洗衣店，开理发店，办文艺沙龙，同时炒股炒得荡产，真是应有尽有，一言难尽。虽说人人抱着美国梦而来，但美国梦真的能在醒着时实现吗？有多少中国人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又想到前些天，大老板的太太生了第三个孩子，全公司都去祝贺，连生病卧床的同事贝尔丽也去恭贺，但我却没去。现在，我又怎么这么糊涂地要争个高低？要争口气？为了争口气，就该把自己在美国社会的路给断了？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活一口心气吗？

　　　　就是！进了这家美国公司，我就没有打算走，至少，我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心情沉重地走。我就是要与美国人竞争一次，哪怕一定得走，我也要走得理直气壮！我要将他们告上法庭，他们欺侮一个少数族裔！只有法律，只有人权法（Bill of Right），才是我惟一的保护。突然，我的眼睛涌满泪水。

　　　　我的肩膀被轻轻地碰了一下：“老板请你谈话。”秘书升迪柔和地说。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墙上的钟：三点五十九分。从3:58到3:59,这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分钟！

　　　　“是谁告诉你你的薪水少于他人？”米切尔此时也跟进大老板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问道。米切尔为人从来就尖刻，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亚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这薪水跟他一定有关，旧恨新仇，我恨死了这犹太人！

　　　　“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少付我薪水？”

　　　　“有何证据？”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我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了：我不用你认同我。

　　　　“大老板，你讲不讲公道？”我转向大老板。

　　　　此时，大老板一言不发，坐在他昂贵的紫色大办公桌后昂贵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齐的音乐家修长的手指，玩着一支名牌钢笔Monte Blanc，他精心修理过的整齐光亮的斑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我凶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转向米切尔轻问道：“有这事？”

　　　　“当然有！”我喊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司在全美国有十八个分公司，近千名雇员，哪一位的薪水不经大老板同意？我的合同书上就有大老板的签字。

　　　　大老板看了我一眼，他的双眼闪着光，这闪光的双眼又转向米切尔。

　　　　米切尔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有，又怎么样？

　　　　“大老板，你也许不完全知道，与我一起雇来的员工都无经验；而且这三个月以来，我的成绩最大，一共完成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独立完成的，给公司创汇七万多美元，但被人抢了功。这，您知道。”我加重语气，“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尔根本没有耐心教我任何专业知识，却把我的成绩当作他个人的功劳，在公司获取最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薪水还要少于他人，这很难让我接受。我相信，这也难以让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气又说下去，“如果谁因为我的种族而欺侮我、歧视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声音里情不自禁地带上了眼泪，“如果我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们的小妹妹，你们会这样待我吗？”

　　　　办公室一片沉寂，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我们的眼光都具有杀伤力，屋里一片火药味。

　　　　难挨的一分钟在沉默愤怒中挨过，无声胜似有声。终于，大老板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转向米切尔说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 mistake.（这一定是公司发薪部门弄错了。）”

　　　　“斗则进，不斗则退”，半小时后，等我与大老板和米切尔小老板言归于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的余辉将大老板的办公室和我的格子间涂成金色一片，远处的湖水和海鸟也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金子般的光。

　　　　五点钟，当我从洗手间回到我的格子间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公司的信封，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公司信纸，上面打印着“Deep apology for the mistake”（为错误诚恳致歉），同时给我加薪50％，并且补足原来的数量。

　　　　“Thank you!" 我轻声对自己说，拿着信纸，半天不松手，看了又看。

　　　　后来，我的大老板告诉我，他们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能“舍命”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能保护自身权益的人，就一定能保护公司的权益。”他说。

　　　　提倡信奉民主的国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民主。

　　接下来就是怎样把这些最初看来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变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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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记前嫌的！这是我后来在工作中发现的又一条美国原则，这条原则将个人的利益变为团队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回到波士顿，在市场低潮期投资房地产，同时在市政府做一些无报酬的义工。当我们的大老板第一次见到米切尔时，他正在市法庭上替一犯了抢劫罪的西班牙人充当翻译，我的大老板因公司的一件诉讼刚好也去这家法庭。大老板认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和律师以及罪犯，惟一看起来聪明的人是米切尔，他于是向米切尔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老板马上转入正题：雇用米切尔，让他开辟金融界的人力资源业务。四年下来，米切尔成绩不菲，公司因此在华尔街扬名。

　　　　斯蒂汶呢？他担任过王安电脑远东地区的销售部主任，知道怎样拉拢人，也能体察民心；但他的学业与专业知识远远不及米切尔。当时的情形是：斯蒂汶已联系和串通了所有的团队成员，包括米切尔的前女朋友珍妮佛，要在第二天的会上给米切尔一个措手不及。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女人，又没有专业知识，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已经谢天谢地，还会过问谁是领导？举手表决不就成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欺侮，但我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确实更关心我的工作和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切关于投资、上市、股票、证券等等的专业知识，然后我就可以挣“大钱”。

　　　　第二天的晨会上，米切尔同十多个组员和斯蒂汶大吵起来，最后举手表决时，我没举手。我保持着沉默，眼睛不自然地看着桌面。谁知我的沉默激怒了所有的人，包括斯蒂汶与米切尔在内。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尽量不做声，不断对自己说要保持冷静，然后找了个借口，站起身跑出会议室，跑进洗手间，用凉水使劲地洗脸，把自己狂跳的心和轻轻发颤的手镇静下来。我没想到弄到后来矛头居然对准了我，而我只是想好好工作！等我十分钟后跑回会议厅时，人人都怒目圆睁地盯着我，米切尔和斯蒂汶同时朝我喊：“你选谁？”

　　　　我豁出去了。

　　　　“我谁也不选!我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不会表态的!”我顿了顿，让声音不要发抖，“我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工作，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养我三岁的女儿。你们的父母在美国，你们失业了还有地方可逃，我失业了往哪儿逃？我没地方去!如果你们要吵，你们吵去，我弃权！怎么着，辞退我？”说完，我便收拾了桌上的纸笔离开会议室，跑回到我的格子间，心想：完了，我与所有的人成仇了。

　　　　事实如此。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我的格子间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平时，人们总是要和我打招呼，如果我是在电话上，也会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表示友好，可今天谁也没理我。想想看，十二个人的小组，一个也不理我！原因是我没有站到他们一边，推翻那恶魔般却明里来明里去的小老板!

　　　　难道他们不知，这小老板如今控制着公司在华尔街的所有客户，我们的客户全都要经他过滤，否则不能开户，米切尔在华尔街浪迹多年，深知人在金钱面前很难守住信用，知道怎样对付华尔街的公司和银行。有些确实是大骗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打破头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付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高昂费用呢？他们可以用了我们的服务而找借口不付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付他们，米切尔有他自己的一招：挖他们的人才以示胁迫。别人很难做得到这样，别人不买账，但米切尔的账有人买，他名声太大。有一次，他把一家投资银行创造财富的外汇交易员全拉走，结果另一家商业银行买下这家银行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堆债务，他还骂人活该，“为什么事先不做了解？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雇员愿意被卖给你吗？Know your business!(了解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喜欢米切尔——如果我以后查出癌症，那一定是在他手下做事时给种下的种子，但我们俩能够合作，能把事情办成，能完成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底线”任务。过去五个多月，我们做成了好几个项目，给公司创下二十多万美元的纯利润，尽管我自己一分钱还没见到，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替米切尔做市场“研究员”，当他的助手，我心甘情愿地交学费，为以后能够赶上他，超过他，打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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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灰姑娘4

米切尔的这种做法有其华尔街历史根源和特殊的外部压力。前面已经提到过，华尔街不生产任何一双鞋袜、一张桌椅、一台电脑等可见产品，但华尔街的银行大楼却个个富丽堂皇。钱从哪儿来？当然不只是靠吃老百姓的利息差(spread)——贷款出去的利息与他人在银行存款的利息，这个利息差是很小的，远远不够支撑一个大洋行。在今天全球互联网的时代。华尔街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早已完全改变了。且不论商行，我们只看投资银行。投资银行靠创造财富与管理他人资产的技能获得报酬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

1．融资银行家(investment banker)。这些银行家的任务是替银行在全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将钱投进去以此获利。这些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智商高，头脑又清醒，与各地财团、首富们关系又密切，获取投资商机的机会多。当使有前途的公司上市时，银行作为牵头承包商，在上市公司里占一定数量的原始配股，这些原始配股在公司上市后的当天就可以抛掉，这些股票往往能赚得极大的投资回报。比如，美国史坦尼几年前帮思科系统公司上市时，原始配给股的每个股份仅二十美元一股，上市几小时后就冲到四十美元一股，一年后，思科股票狂升为二百美元一股。美国银行的盈利，闭着眼睛也能算出来。但银行也有失误、投资收不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呢？也许人用错了。

　　　　2．管理资产的超级基金经理(fund manager)。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十多种基金的经理们，在为客户设计全球投资方案时，能比一般的人找到更合理、回报更高的股票，然后将管理的银行资产投进去，一般20％的回报是合理的，从而钱生钱。但是，也有投资变为负数的时候，为什么呢？判断错了。谁做的判断呢？

　　　　3.公司自己那些成天手执亿万资产，在各大证券交易所冲进杀出、操纵市场的各大银行交易员(trader)，他们更直接地给银行创造着财富。这些交易员凭着自己的直觉和胆子，配合支撑他们的优秀“火箭科学家”，用那些“天才脑子”为他们设计的数理模式做后盾，天不怕地不怕地为公司大输大赢。他们希望赢多于输，然而，九十年代交易员将银行输掉的也有。为什么呢？系统不可靠？市场改变了？为什么事先没估计到？究竟是谁的错？

　　　　人！当然是人！

　　投资银行、中央银行、商行、保险公司，它们财富的获取完全取决于特别聪明的脑子和超人的技能。银行在本质上讲是管理财富的机构，只有在本金增值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报酬，这是不可见产品创造价值的属性所致。由此可见，银行财富的产生完全靠的是人。那么，这些能创造财富的人，能吸引财富的人，从哪里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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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灰姑娘5 人才当然首先来源于世界名牌大学的著名科系，华尔街是更新换代最快的地方，它必须不断地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技能，新的创新理念，还得不断地自己刷新自己（self－inventing）。美国长春藤名校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以及工程系、电脑、航空航天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物理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沃顿商学院，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贝克利大学，以及伦敦的牛津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瑞士洛桑商学院——他们的毕业生总是得到华尔街的特别青睐。每年，跨国大洋行都去这些大学招纳新雇员，给他们一年的培训，将他们放于各个部门接受训练，看其结果再安排位置。在培训人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花旗银行，每年他们招收大批的新雇员，给予他们最全面最优秀的训练。五年后，当这些新人可以独当一面了，其他银行，特别是摩根银行与高圣投资银行，便蜂拥而至，以高薪聘走这些人材，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这两条道——自己培养和从别处挖来人才——成为华尔街人才来源的主要途径，而我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级人才。我最初以为我的工作也是简单地“挖”人，但我弄错了。我很快通过下面一件事学到：真正的人才是挖不来的。我得用心血来了解他们，在获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后，再推荐他们，否则，我不应该在这家公司工作，既浪费他人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生命。

　　　　记得那是我刚上班不久，我一个电话打到美林（欧洲）政府证券市场推销部一个资深销售员手里，刚说两句话，还没将自己介绍完，他便粗暴地打断我说：“You’re too green. Am I not insane to trust my career in your hand? Go and do your homework first!”（你太嫩了，把我的前途交给你，我疯了不成？先回家做你的家庭作业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我意识到我手中工作的责任。我从此开始建立“个人信息档案”(personal data )，把我尊重的华尔街人物，都给建立起一个小档案来，我跟踪他们的事业(career)，跟踪他们的业绩(track record)，我通过关系，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投资哲学，办事方式，在公司的仕途前景与个人梦想。我十分用心、细心，也很认真、踏实。在接受项目时，我从不贪多，每接受一个项目，我都用心良苦地去做，不做到不罢休。慢慢地，我的名声起来了，我推荐的人才，没有一个在新团队里失败的。而且我能在投资银行所到的所有市场，包括非洲市场，完成他们交给我的项目。跨文化管理的案例，我实在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的应聘者和客户都告诉我，一个时间仅三十秒钟的电话，他们也能听出我是关心他们呢，还是更关心我自己的腰包。

　　　　当然，被华尔街的人认同还要学会一个特殊技能，那就是骂人。从不敢接电话到敢在电话上用粗话，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刚上班时，我最怕的就是打电话，看着电话迟迟地不敢拿起来。“电话要咬你？”米切尔曾经气势汹汹地问我。他当然永远不会知道电话真的要“咬人”，因为电话那一端的人气太盛，把我给压倒了，比咬我一口还厉害。有一次我给意志银行外汇交易部挂了一个电话，问接电话的是不是一位交易员，只听电话里传来泰山压顶的声音：“I’m a****ing trader and was just got ****ed up by the market! What do you want？”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招架，我无法应付这种语言和这种气势，赶快挂上电话，心还怦怦乱跳。从这次经验中，我认识到要被华尔街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认同，还得有他们的气势和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这种骂人粗话并不是骂他人，更多地是“骂”自己，要骂得恰到好外，不无诙谐。后来我也开始骂人，那也是骂我自己，骂后确实能消除疲劳和缓解压力。

　　　　就在我每天不断骂自己的同时，我发现一个奇迹产生了：我这个灰姑娘慢慢地变了。

　　　　几年后，我变成了一个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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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规矩1

我的大老板唐纳德是个管理人的天才，他仅四十五岁，然而头发花白，脸色红润，有很少见的的贵族气质。他父亲曾是波士顿明星棒球队的教练，兄弟与肯尼迪家族关系甚密，曾参加竞选。我的大老板原来是学音乐的，后来改行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二十年的努力，使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很有名气，他身兼很多头衔，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还时常在电台和电视上出现，与美国广播电视电台CBS的名播音员关系很好，我们公司的免费广告，到处都是。大老板很讲究穿戴，看起来总是要上电视的样子。

也许是出于本能，他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缺点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小不分：谁中午吃了午餐后不去洗手间漱口；谁绕着公司外面的大湖跑了一圈后，没有进浴室冲淋浴（公司有三个浴室和一个运动室）；谁喜欢在电话上饶舌；谁喜欢上班时间给女朋友打电话；谁工作起来不要命；谁喜欢工作一个小时就上一趟咖啡厅；谁喜欢热闹，谁喜欢安静，谁喜欢抽烟，谁喜欢喝茶，他全知道，他每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记笔记。他不仅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他还注意我们的说话声音，走路姿态，穿衣戴物；他还看我们在回答一些具体模拟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直觉”反应。他信奉普林斯顿大学设计的一套测试雇员是否能成为最佳“销售员”的试题，这套试题有一百五十个问题，要求在六十分钟内完成，每个问题的答案有四个，但只能选其中一个。如果要靠自己的头脑来分析这些问题，时间会很快溜过去，往往二十个问题还没回答完，一个小时就没了。这些问题事实上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答案也是相对的正确与不正确，就看你自己的人生观、态度、直觉，所以，这种测试又叫态度测试（aptitude test）。我们被正式雇用之前（六个月的试用期期间）都参加过这个考试，看我们是否合适做这份工作。我记得我考试那天，拿着试卷，看也没来得及细看，便凭着直觉哗哗地划完了。我的考卷被封上，寄到普林斯顿监考中心，一个星期后，成绩回来，我的性格、直觉和素质的综合总数是99分，是“天生”的推销员、公关员、教师、政治家。

　　　　我大老板的直觉和相信普林斯顿的考试没错。三年后，我的业绩超过公司的每一个雇员，包括最初看不起我的小老板。接着三年，我又连续每个月每个季度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我的大老板去普林斯顿大学要来一份试卷，让我做，然后让公司新招来的员工或业绩不好的员工拿我的试卷去做参考，并办学习班训练他们，把他们变成我的“克隆”。但在这点上，他最终没有完全成功，用他的话来讲，其主要原因是一个人的性格很难模仿。性格决定一切，特别是在选职方面。

　　　　根据我的经验，要做好人力资源工作，需要至少三个条件：一、专业知识；二、认同感；三、不能好大喜功。

　　　　我初入舒利文公司时，我的大老板做的对我最有利的一件事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将我们配对，我因为说话柔和动听，但不懂专业知识，他就将我与汤姆配对，力图使我和汤姆在每一天的工作中，在每一天的耳濡目染、言谈举止、接人待物的“磨合”中，掌握专业知识。

　　　　汤姆卖了二十七年的国债，专业知识强，对国债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专长是国债销售与交易部门的人力资源。我在工作的头两年中，将纽约国债部门的前二十家跨国大银行的最优秀交易员与推销员全做下了个人档案，使我后来的工作驾轻就熟。汤姆每天只打二十个电话，上午打十个，下午打十个，然后就站到公司玻璃门外抽他的烟，他与门卫开怀大笑，笑声顺着敞开的玻璃门传进二楼办公室。后来，我在我们这一行道认识了不少像汤姆这样从华尔街退不来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工作，也不是要获得什么成就感，他们实在是在家里呆不住才出来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上天赐福。

　　　　汤姆虽说已结婚三十年，但他和他太太其实总是“不见面”。他说：“我二十七年都是早出晚归，她见不着我，我也见不着她。突然我们得天天见面，一个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上帝，我们至少应该离开对方五分钟，才能找到新的话题啊！”

　　　　汤姆的太太从未工作过，在家生养了四个儿女，汤姆退休回家时，先前还十分高兴，但与汤姆全美国游玩又去了一趟欧洲后，就对汤姆忍无可忍，天天指责他侵犯了她的空间，汤姆于是出来工作。他与我合作的条件是我每晚给他准备二十个我从当天工作中过滤后的人选：人名、电话号码，这样第二天他打电话时就不会打“冷电话”(cold call)。

　　　　“家里冷，电话也得冷？”汤姆吐口烟，烟绕着他的头顶慢慢飘动。

　　　　“我的客户遍天下，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屑于给这些小年轻娃娃打电话。他们错过我给他们的好机会，那他们活该!”每次汤姆在电话上被人武断地拒绝后（这种时候很少），他就这样来宽慰自己。“记住，我们给他们的只是机会，他们要努力，才能使机会变成现实。面试不是工作。”他说负责伦敦业务的同事斯蒂汶和他的助手柯玛珥，对应聘者如同对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一抓一大把，往墙上一扔，哪一根通心粉粘在墙上，哪一根就行！“我不会让通心粉粘墙上去的。要粘，我给他们提供一堵墙，自己粘去!”

　　　　汤姆打电话时，我就站在他旁边听。他直截了当，丝毫不含糊，而且由于懂那么多的专业术语、操作技能并认识那么多华尔街的老熟人，每次他电话打完后，总是喜笑颜开，仿佛和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偶然相遇聊了一阵愉快的天，但同时也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对方愿意考虑新的银行、新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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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规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个月，一直与汤姆合作，我们完成了两个项目，这两个客户与两个应聘者虽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们都曾与汤姆聊过大天而没聊到“正事”上。但因为他们对汤姆的印象好，使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们都向我问起“那老头”。

　　　　我和汤姆搭档的时候，我也与组里其他成员搭档，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工作方法，力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和米切尔的合作最多，曾经最多一次我们有二十二名选拔人在高圣全球进行面试，但后来终因高圣门槛太高，米切尔不够耐心，我又经验不足，没能成功地完成一个项目。但高圣的众多雇员以后却因此成了我的朋友，当我羽毛丰满能独立完成项目时，这家头号跨国投资银行，就成为我最好的客户，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时，他们不少经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于工作的性质，华尔街每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相互竞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与客户，谁就拥有最大的潜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不充满火药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时还没把这些问题看清楚。首先，我还在试用期间，我的职称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没有资格分红。但是如果我能“协助”一位资深咨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个项目，资深咨询者可以“酌情处理”，视我的贡献而“自由决定”是否给一点“物质鼓励”。哪怕我得不到金钱鼓励，但我的能力会被公司考虑，从而缩短我的培训期，这样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项目，收入就会源源不断。

　　　　我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每天用两个小时从美国各大报纸和财经刊物上，剪下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战争已经改变了方式：今天的经济战争是人才战争。我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粘贴起来，建立小档案，一边丰富自己对美国的另类知识，一方面培养对信息的灵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内，而不是公司规定的两年内，就能独立办事。我太急了，虽然我可以为工作发疯发狂，但那还不够，我还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冲刺一次。我后来发现，跌跤是学会职场道理和办公室行为的最佳方式，吃一堑长一智，为自己设置一套牢固的防护系统，才能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我真的感谢自己能一路跌来，特别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个人想将天下之功都归于己的话，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要坏事的。

　　　　那是我上班后的第六个星期，一天，我在为亚洲市场寻找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时，偶然与李曼兄弟龙头债券的后起之秀哈利森通上电话，他的英文十分动听，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学英文听灵格风，就是因为这伦敦腔让我着迷英语和英语世界的。这是真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对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人，他的老板戴维森是澳洲人，特别诚恳，只要我如此真诚地向他讲明我们公司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方式与能力，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并得到这个项目。

　　　　“我们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犯愁，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猎到的人跟他们一样：无敬业与责任心。”他让我等五分钟打电话过去，他先给他的老板通通气。

　　　　五分钟后，我心跳着将电话摇通。果然,他的老板戴维森接的电话，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背景与公司，便直言道：“我们没见过面,照理，我不应该让你做这个项目，但我交易员的直觉认为你也许能找到我要的人。作为交易员，我的话就是合同。你如果两个星期完不成这个项目，那就拉倒，不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诉我，我也一一记下。

　　　　我放下电话，心跳不止，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不，是整个全球市场获得的第一个客户。想想，我才工作六个星期呢！尽管没有合同，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项目，而且该项目完成后，我多少会得到一点佣金吧？我的脑子非常简单：为公司创了汇，我就应该有报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会决定，也许是全额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我们需要十四个步骤：

　　　　一、签约（Contract）；

　　　　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资料库搜寻（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荐（Referral）；

　　　　五、交叉对比（Screening）；

　　　　六、预备应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试阶段（Interview）；

　　　　八、薪水协调阶段（Negotiation）；

　　　　九、聘书准备（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与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帮助应聘者辞职（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环境（Settling Down）；

　　　　十四、费用支付（Payment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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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面试5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米切尔和斯蒂汶这两人可能勾心斗角，一个和亚洲打过那么深交道的美国人，还在亚洲住过，一定不像道地的美国人那么容易对付吧？我觉得道地的美国人总是比其他国家的人少那么一个心眼。以后公司发生的“办公室政治”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第二天，米切尔秘书电话通知我又去公司。“这是你的第五次面试，”她在电话上对我讲，“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不要灰心。”

　　　　我到公司后，她给了我一份“公司目标”，说是米切尔让我读的。“他等会儿就要来考你，赶快看。”

　　　　我立刻看起来，这是一份最标准的人力资源/人才猎头公司的公司简介和目标：

　　　　

　　　　公司简介：通过全球范围索求人才，促进金融全球化

　　　　舒利文是一家独立的有限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管理人才搜索和企业领导咨询服务提供商，为各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与金融业提供人力资源的服务。其宗旨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招聘，促进金融全球化。本公司通过其波士顿总部和设在全国的八个分支机构（包括设在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的纽约分公司），为不断发展的全球资本市场提供高级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债券销售、外汇交易、银行财务及高科技信息技术人才的搜寻服务。

　　　　舒利文目前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从事人才搜寻，公司利用其在各市场的庞大网络，为客户提供顶级营销人才、交易员、金融IT复合人才及财务人才。公司擅长于帮助其客户扩展业务能力及信息技术覆盖面，公司拥有一批敬业、高效的人力资源资深招聘专家，在金融人才招聘行业地位巩固，在纽约、芝加哥、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均有辉煌的业务纪录。

　　　　公司的金融部门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实干精神的专业人员，其成员有的曾在华尔街顶级公司从事过推销、交易和信息技术工作，有的成员具有公司财务工作经验和研究才能，这对于创建一个高效、成熟、团结的团体至关重要。公司的另一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具有丰富的集团招聘经验。我们相信，这样的市场知识和坚定的职业道德，对于当今全球市场的工作至关重要，并使舒利文公司与其他大大小小的招聘公司相比时，与众不同。

　　　　舒利文公司专业人才招聘方法：

　　　　舒利文招聘专业人员采用直接、团组式招聘方法，为我们的客户和应聘者提供最高水准的职业服务。访寻工作做到绝对机密，严格为客户和应聘者保密。舒利文公司对市场情况了解透彻，其招聘人员决不将其访寻范围局限在少量应聘者之中，而是将目标投向整个具有潜力的应聘者人才库，经过缜密的比较和筛选，选出最有资格的人才。我们的座右铭是：决不浪费我们的客户及任何人的时间。对应聘者的资格确认过程已在客户提出要求之前进行，故能确保履行我们对客户和应聘者的承诺。

　　　　过去三个月完成的人才推荐范例：

　　　　纽约，高级外汇交易员。招聘单位：北美商业银行，专门从事各类挂牌资产和产品的交易。

　　　　纽约，拉美衍生证券交易主任。招聘单位：某顶级美国投资公司。

　　　　纽约，股票衍生市场场外交易商。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芝加哥，定量分析研究所长。招聘单位：某国际衍生品专卖公司。

　　　　香港，高级基金管理人。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如贵方有意，请与我直接联系。文件下面签署米切尔的大名。

　　　　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米切尔没来，但我却见到无意中推门进来的好几位要用会议室的雇员，其中一个当两小时后又推门进来见我还坐在那里看天花板时，不禁深表同情地说：“全球组的门槛真是太高了！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又到下班时间了，正在我焦急地坐立不安时,秘书又来了,说是米切尔突然有客户从南美来，太忙，没顾得上面试我，请我原谅。但他另外安排了两位雇员“面视”我，就是她身后西装笔挺的比尔与长得很英俊个子高高的日本人大和。两人看来关系很好，用日语说说笑笑地走进会议室，很随便地在我对面并排坐下，翻开记事本。客气一番后，他们告诉我因为是做日本市场，他们上夜班，我可以与他们先吃晚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看他们怎么工作。“随您的意。”比尔说。

　　　　我哪有心思吃晚饭？我针对手中的公司简介，问了他俩好几个有关工作道德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跟罗兰一个样，接着比尔开始问我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从债券、股票、外汇、金融机构到银行的区分。他问得这样细，甚至问到1792年梧桐树下二十四位股票交易员签定的第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条约（Buttonwood Agreement）以及美国前十大银行的名字、业务、相同处与不同处和各自的擅长。

venson

七次面试6 我有一个优点：好学。好学是转行成功的关键。在过去的两天中，我已老老实实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能找到的关于投资银行、商行和华尔街历史的资料，读了好几本，并且还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把这些公司名、产品名记在小本子上，然后“死记硬背”。我当时确实不懂这些专业词汇，也对它们没有兴趣，但由于求职心切，只好死记硬背。（这些关于华尔街的知识，如今全被我用进了由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华尔街英语：走进华尔街》，2002年。）我直言告诉比尔我的知识全是这两天从书上看来的，其实不懂，兴趣也不是很浓，很多字也不认识，比如，什么是金融派生物？

　　　　“你以后会对这些词汇产生兴趣的，不用急，工作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告诉你很多做人的道理，让你大输，也会让你大赢。”比尔十分轻松友好地说。也许是感到无法再问我专业知识，他转了话题，开始给我讲他转行的经历，怎样从在日本销售美国汽车到他为什么要回美国，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而这姑娘想立即结婚，但比尔的积蓄不够。“我得加快挣钱的速度，这个工作看起来潜力最大。”最后这一句话他用日语对大和说，两人笑了，我也笑了。我在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前后学了一年半的日语，能听懂一些。好了，面试于是用英文和日语同时并进，比尔连比带画不停地讲了半个多小时。

　　　　哦，他真爱说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我听不进去！

　　　　和他相反，日本人大和几乎没说什么话。以后我们一块上夜班时，大和也不怎么说话，而且很少说英语，但他十分敬业，下大雪也从不提前一分钟离开办公室，急得公司警卫和他跳脚。

　　　　一个小时后，我又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家。

　　　　第二天一早,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来，通知我还需要面见三位雇员，但因那三人还在国外休假，整个面试要推迟到下周才能继续进行。

　　　　“米切尔今天不能见我吗？”我差点在电话上尖叫起来，我已经见了五个人，包括大老板，六个，去了公司四次，白等了两个下午。这不就是华尔街的一个人力资源/企业咨询/猎头公司吗？我不来了!但我用手捂住了口，控制了自己。如果这些哈佛毕业的、李曼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退下来的人都到这家公司来，一定有其原因。从我见到的四个人来看，他们都是上得了大场面的人，和我以前在学校和生活中见到的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更像好莱坞电影里走出来、头上时隐时现有着光环的人物，而且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那么好听！他们讲话也那么爽直，那么不绕圈子，不像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经历：教授说话，要么客气得让你不知所云，要么客气得让你梗在心里。后来我发现，这是典型的企业特征：语言的不同使用，表现着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我后来不仅要在谴词造句上改变自己，更要在性格上改变自己，我再也不能像当学生或在学校时那样，有什么想法，只须在心里推敲，然后自圆其说就成；现在，我要眼睛往市场看，往客户看，要“投其所好”，说话要直言，两分钟内把自己陈述清楚，不能绕圈子，不能将一句话拉成十句说。

　　　　“他今天飞南美了，下周三才回来。”

　　　　我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挂掉电话后对自己说。来美国的这几年，我每年夏天都去餐馆打工，中餐西餐都打过，还当过一家美国高档中餐馆连锁店的市场营销经理。我握着拳头想了一阵，打定主意去剑桥区的谢丽登酒店当市场营销经理。我刚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征聘栏里，发现这一个空缺。从我家到谢丽登酒店，步行只需十五分钟，我穿上同一套米黄色西装，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在人力资源部填完表后，我答应第二天就可以上班，前任市场营销经理留下一大堆活，急需人干。

　　　　我在谢丽登酒店上班的第五天才收到米切尔秘书在我电话上的留言，通知我两天后的星期五去公司“继续面试”。我没有回电话。

　　　　星期四早上我还没来得及出门，电话就响了。我抓起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清楚，又不可抗拒，我想这种霸道的口气只可能来自一个人：米切尔。果然是他！

　　　　“We’d like you to come today.（我们要你今天来。）”他不容分说，“今天是最后一次面试，我们一共安排了三个小时，七位雇员面试你，这也给你一个机会面试我们。我相信你对公司已经十分了解，对我们的几位资深同事也有了十分清楚的印象。”

　　　　告诉不告诉他我已有了一份工作？

　　　　“尽管我没直接跟你交谈过，但从旁边看，你是一个好材料：你能接受冷谈；你能反守为攻；而且还能给自己找退路。我与面试了你的那几位同事和大老板商量后，我们有诚意聘你。把你的饭店工作辞了——你不是来美国干酒店的，那是没有尽头的路：你八十岁也退不了休，就像我父亲!”

　　　　我大惊：他怎么知道我在谢丽登找到了工作？

　　　　在公司上班后我才知道，米切尔就住在酒店。他的人生哲学是：花钱越多，挣钱越多，如果不花，那就不挣。

　　　　“记住：你今后对你客户的了解，就要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透彻。对人才的评估，需要天生的直觉和后天的训练。”

　　　　我辞去了酒店的职务。

　　　　一个星期后，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套用一百八十美元从高档时装店买来的深色西装套裙，配着银色的胸针，上班了。

　　　　上班一星期后，我从旁知道米切尔和大老板的西装都要上千美元才能买到。当我开始和华尔街的聪明脑子打交道时，我知道尽管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低调”，不能“显赫”和“摆阔”，手里拎着半旧的黑皮公文包，但身上的西装可都是高档名牌，胸是胸，肩是肩，领口是领口，袖口是袖口的，而且配套领带的重要胜过女用丝巾的装饰，有的艳丽，有的庄重，有的成熟。如果你爱成功男士，送他一套昂贵西装和配套领带吧！

　　　　在华尔街，人是衣服马是鞍。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

venson

华尔街的灰姑娘1

尽管我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就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我能干好这份工作。这只是求职求生的开始，困难还在后面。首先，我不懂专业，也不懂专业术语，而且我和同事之间没有任何认同感——我和公司的人不是一类人。我们不同的中美文化背景暂时不提，就打我到美国后，我一直都在学校呆着，而我的同事，大都是久经华尔街沙场的老手，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价值观念这些大问题我们也暂时不去考虑，最先要考虑的是语言。

在新移民中，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有多少语言办多少事。如果不懂语言，那就只好去干不需要语言的事，很多新移民于是只好去干苦力，等语言上去后，再慢慢改变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我的问题可有些特别：我的英文在美国文学院修炼了七年，说得从句套从句，谁也没有耐心听！公司同事们的遣词造句跟我完全不同，更不要说谈话内容了。我爱用学院派英语，用大字，难字，长句子，且一个句子主、谓、宾、定、状清清楚楚，可往往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遭人“好意”地打断，因为我说话太绕，是念博士时被学校给“硬”培养出来的，是“有教养的、语法正确的英语”。被人打断好几次后，我就感到憋得慌，感到孤独。

　　　　还有，同事们讲的笑话，我也大多听不懂，余下的，又太“低级”。有些笑话，我觉得简直不好笑，可他们哈哈大笑。想想：别人都在开怀大笑，你只是脸皮在动，那滋味好受？他们讲的人和事，我更不知道：州与州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闹不清楚，我也不懂棒球，也不懂手球，更不懂美国的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关我什么事啊？我常在心里嘀咕我干吗到这家公司来了？可我的好胜心又偏要让我的美国同事们接纳我，我也要接纳他们，这真是谈何容易！说话和平时生活中看来最无关紧要的事，真正地是我上班后最难应对的事，使我伤了好一阵子脑筋！

　　　　要变成同事中的一员，还得在钱这个概念上修正自己。美国人喜欢今天用掉明天的钱，而中国人则喜欢今天为明天省钱。一个外国人，在国外亲人全无，如果平时不省一笔钱下来备生活中的不测，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由于曾经在中国人开的股票交易中丢过钱，我真的怕没钱的日子重演，因此，我很俭省，不该用钱的时候，绝对不用。好了，我身边的同事，不少人有的是钱，他们是挣了钱后，才来这家公司工作的，而我是没钱，来这里挣钱的。我的薪水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少得可怜，真的是“食品钱”（grocery money），和在麦当劳打工差不多，只够我的饮食。我的同事去公司餐厅，中午一顿饭十美元，根本不在乎，仿佛公司餐厅是他们家的厨房，而我还是带着从学校出来的习惯：自己带前一天剩下的饭到公司。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的饮食也不超过十美元，于是我常找借口不跟同事出去吃午饭，等他们走后，自己就在桌边很快地吃完。这样做有时真让我感到难为情，其实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如果我直言告诉大家：我们家现在没钱，请原谅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出去吃午饭，谁也不会介意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你在哪儿吃饭，他们并不会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到公司餐厅或外面的餐馆去吃午饭，就看不起你，你的生活方式是你个人的选择，许多美国人并不势利，也不干涉别人。但我的虚荣心却让我在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吃了不少苦头，还让我胃痛。生活是老师。慢慢地，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喜欢吃我做的饺子，而且罗兰还端着碗喝那又红又辣又甜的佐料，他们轮流请我出去吃午餐，以此和我交换我的红油饺子。

　　　　没钱吧，我还多心。我认为他们不少人因为有钱或因为从小生活方式优越的习惯，说话时都很“冲”。从学校轻言轻语出来的我，特别不能习惯别人说话的这种态度，后来工作久了我才明白，这是工作性质所致，是职业病。因为要说服客户和应聘者，声音就得“硬”，才具有说服力。但我当时怎么知道？我太敏感，我没有办法不敏感。我是一个女子，这个公司是男子的世界；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少数族裔，而这里是美国白人的天下，黑人是门卫，黄种人是送外卖的；我讲英语，不管讲得多么流利，还是能听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有外国口音。

　　　　唉，我太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论，包括我的头发式样，指甲颜色，口红质地，这一切小事我都不能放心自己！我完全没有自信，老是感觉灰头灰脑的。其实，自己对自己客观真实的评价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这种评价才会给人真正的自信。当时，我办不到。

venson

华尔街的灰姑娘2 尽管大老板在电话上和我谈过一次后就决定雇用我，但其他面试我的十来名公司成员，虽然认为我谈吐优秀，相貌姣好，可以相处，但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也谈不上有任何业务上的成功案例，雇不雇我不影响公司业务，无关他们的痛痒，他们因此对我很客气；另有几位专业知识强、在各大银行供过职的股票经纪人、资深投资咨询顾问、交易场上的交易员，特别是公司“全球金融人力资源与管理咨询部”的团队领导米切尔，从心里认为雇用一个不懂专业的外国人，还要从头培养她，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但由于要开辟新的市场，又不得不培养一些新人，就这样，我们被绑在了一起，难为他们，也难为我。（用米切尔的话来讲：雇佣一个不懂专业的雇员，等于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既伤自己，也伤他人。如果这个不懂专业的雇员，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女人，好了，天下还有太平的时候？那是以后的故事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没过多久，我和大家就相处和睦了。但是，我和我的直接上司米切尔，就是合不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介意的人是米切尔。

　　　　在我工作的最初三个月中，米切尔这个对人尖酸刻薄的犹太人，他带有种族偏见的风言冷语，有好几次将我气得头发晕，只想拔腿就走人。一个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又在李曼兄弟（纽约）拉丁美洲市场上当庄家制造外汇混乱的人，每天与我这个有着美国文学博士学位、心气很高但气量很小又学非所用的中国女子在一起，能不口齿相辱、打翻天吗？他没想到也许我的骨头比他的还硬呢！但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哪能低眉顺眼就被遮掩过去？有这些心理障碍，我确实过得不轻松，他也过得不愉快：找一个中国女人做同事，凭空给自己找了一个癌症来害！

　　　　人的感觉都是相互的。有时我想，也许流浪街头都比替米切尔打工强？他也许确实想把我赶走？为不少小事，比如我在用一本公司电话号码簿时，正巧他也要用，就为这么一点小事，我们可以吵起来，然后他会立下一条新规矩：用电话簿时要登记，先来后到。我从此以后不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和他大吵过好几次，他威胁过要辞退我，我也威胁过要将他告上法庭——我的嘴从不让人，尽管我心上有时也挺虚的。我们的“个人战争”(personal war)，直到二十个月后，我的客户,特别是瑞士银行、波士顿第一银行和摩根银行将他们长期雇用的人力资源公司给“开”了，而将生意因我的努力给了我们公司、并使我在1995年的收入达到米切尔的水平，我和米切尔之间的关系，才平等起来。

　　　　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真的是跟米切尔下了一趟地狱，在他面前，我常感觉像个灰姑娘，穿了一套借来的漂亮衣裳，随时随地会被他揭穿真相，无地自容，无路可逃！

　　　　但最后，我还是跟他学会了骂“Fuck”（操）！

　　在美国职场久了，常听到的一句问话是：谁是你的Godfather（教父或保护伞）？回想我的就职经历，我的确没有Godfather，但确实有过很多不同的Mentor（指路人）。我摸索出的一条职场经验是：如果你能把虚荣心揣起来，总能平心静气地向最优秀的人(best)学习，你也许有机会成为第二优秀的人（second best）。在美国公司，优秀的人很多，各有所长，就看自己愿不愿意向人学，怎样学。平心而论，我想我在就职之初，从两个人那儿受益最大，一个是我的大老板唐纳德，一个是我的小老板米切尔；一个将我往上拉，一个将我朝下推。一上一下，他们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和职场道理，他们更教会我美国公司的办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经验，无论我是花什么样的代价得来的，它们将我锤炼得意志坚强，使我后来在华尔街的工作，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