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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8
再度启程

斯莱恩不喜欢马克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于是为我出头提出抗议。但他在别的部门,而且当时整个股票部门正遭受着另一波的跳槽冲击,因此他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我拒绝在考评报告上签字,因为报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而且我知道一旦签上名字,自己在“摩根妈妈”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七年了,我对自己说,七年的血汗和泪水,我不能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几个月前,曾在Needham & Company公司工作的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和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新创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刚开业就管理约5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华尔街的热门谈资。

斯莱恩和盖瑞是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好朋友,于是介绍我认识。我开始安排盖瑞的一些期权交易,建立起很好的默契。在共同赚钱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沟通频率也不断增加。

我不想离开摩根斯坦利,但觉得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必败无疑。每隔几天,汤姆就会要求我在考核报告上签字,每次我都拒绝,但心里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

在斯莱恩的推荐下,我开始和Galleon公司商谈跳槽过去的事。他们没有衍生品专家,所以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在公司受到的排挤日增,而我对跳槽机会也开始日渐关注。

最后我和Galleon公司谈好,去那里担任衍生品交易董事总经理,有一个象征性的底薪,主要收入来自于业绩提成。

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向他说明我可以签字,但对考核报告中的错误说法持保留意见。他向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真的会处理好?”我很担心地问道。

“我向你保证。”他说,把报告直接推到我面前,并把笔帽摘下。

我在报告上签了字,姑且信他一回。发奖金的时候到了,我的年薪是50万美元。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耐心地等待支票兑现。钱一到手,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交出自己的辞呈。

他们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刚刚付了50万美元的巨款给一个即将离职的交易员,而且我去的是华尔街最受人尊重的新对冲基金。

后来成为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此时负责摩根斯坦利的股票部门,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表示祝贺,并说如果我有什么需要的,他乐意帮忙。

我收拾好东西,向自己工作过的唯一一个专业投资机构说再见,觉得自己在与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换上了另一双好鞋,我喜欢那种合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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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9
新开始

我很想说自己上了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这条船后一路顺风顺水,但实际情况是,迎接我的是一场完美风暴。

泰国解除泰铢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后,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亚洲,并让资本市场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我还没注意泰铢的问题,也不关注那个名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强大对冲基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亚洲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的翅膀可以在纽约57号东大街掀起一场飓风。

我管理公司整体组合的敞口衍生交易,自己也管理一个组合,后者规模较小,但我可以从利润中提成。虽然一切听上去很简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摩根斯坦利学到的技巧在买方投资领域并不是很管用。

我喜欢当客户的感觉。摩根斯坦利、高盛、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顶尖公司都争着来拉我们的生意。作为负责执行指令的交易员,我经常决定选择哪些公司安排交易并向其支付佣金。

我周围人才济济,但也面对一个现实,即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得凭自己的业绩吃饭。那里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流,也没有响当当的名声。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从前。

办公室里坐着八个人,手无寸铁,只有智慧和信息作为武器。当金融危机逐渐在全世界蔓延时,我根本没想到要给自己穿上一件防弹衣。

我在两个角色间来回转换,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舰基金的衍生品组合上,因为当时我确信这就是自己的饭票。

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 、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 和其他三个合伙人暴风骤雨般地把交易指令发过来,而我则寻找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

我在公司整体敞口上花的精力越多,投入自己那个组合的精力就越少。到年底时,自己组合上的亏损堆积起来,饭碗能否保住,完全要看那几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做出的决定。

最后的结果是不发奖金。事实上,他们告诉我,以交易账户的业绩来看,我能保住这份工作已经很走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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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4
重拾自信

我在第一洲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的交易中遭遇滑铁卢之后,摩根斯坦利的管理层密切关注我的交易方式,就像棒球队教练关注一个被快球击中头部的强击手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捡回自信,但做过几笔漂亮的交易后,我又重新找回了工作节奏。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人适合做交易员,还是交易员的工作压力大所有很容易注意力缺失。不管怎么说,这次惨败经历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几个月后,发奖金的日子又来了,我的年薪再次翻倍,达到30万美元。26岁的我还获得晋升,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

冥冥中自有天意。13岁的时候,我站在收银台后,把面包圈卖给小镇另一边家境殷实的同学们。13年后,我已经有钱买下整个面包圈店。

“托德.哈里森,摩根斯坦利公司全球股票衍生品副总裁。”

我的名片成为我最爱的财产。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职业生涯,财富决定个人价值,金钱代表事业成功。当时的我并不傲慢自大,但回过头来看,自己确实有点找不到北了。

在工作之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揣着一大笔钱会找些什么乐子。我去汉普顿(Hamptons)度假消夏,买了几辆保时捷跑车,不停地换女朋友,有找老婆的打算,但并不是太着急。

在办公室,我注意到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年纪大一些的未被提升的销售代表和交易员态度为之一变。我早上带着宿醉跌跌撞撞地来上班不再是件可笑或可爱的事,现在我是管理层的一员,从公司利润大饼中切下较大的一块带回家,这种举动属于失态,显得很不专业。

我第一次真正品尝到摩根斯坦利内部政治斗争的滋味,这是绝大多数巨头企业存在的龌龊潜规则。我清楚,如果自己继续有上佳表现,批评的声音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天真的我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的渴望,这笔交易我心甘情愿。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牢牢地抓住了成功,感觉非常棒。我让衣橱里的服装焕然一新,去高尚餐厅吃晚饭,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生活如此美好,至少我这么认为,自己多年来渴望得到的,已经成为现实。

也许,对美好前程的憧憬让我昏了头,但这并不重要。1996年转瞬即逝,我确信成功就在下一个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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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5
丛林世界

在攀爬摩根斯坦利的图腾柱时,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以及做事的方式抱有极大的自豪感。股票交易场地是金融海洋的漩涡,而衍生品交易席位则是漩涡的最中心。

我们胸口佩戴着“摩根”(MORGAN)徽章,就像荣誉勋章一样。摩根斯坦利与高盛(Goldman Sachs)这两家华尔街巨头之间的对抗,让纽约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争斗看上去就像小孩子打架。

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几次人事更替中,我看到一些好人没好报的现象。那些工作兢兢业业、每天任劳任怨的人得不到晋升机会,而那些玲珑八面善于钻营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春风得意。

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别人认为我对即成秩序构成危险那段时间。那种想法根本不合情理,因为我的交易给公司赚了不少钱,而且成为客户与公司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

我受命为公司招聘新员工。他们派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让我住豪华酒店,面试那些大学生。摩根斯坦利的蓝血在我血管里奔流,我竭尽所能,致力于让公司更好地发展。

钱多的地方是非也多,而且很多事情并不总以公司的利益为先。我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拉帮结派,这一点和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可谓背道而驰。他善于在人事变更中灵巧地发现机会,并在1996年坐上了董事总经理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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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6
办公室政治

入司后,我经历了第二次管理层大换血,马克成为股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负责人。他是踩着很多人才得到这个位置的,为此不惜手段,并终于得偿所愿。不幸的是,他的发展蓝图并没有给一个有自己发展规划的年轻人留下空间。

在几个颇具声望的交易员倒戈跳槽后,马克将衍生品团队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负责戴尔(Dell)、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和思科(Cisco)等最活跃的技术股的交易,而把流动性较差的股票品种交给其他交易员去做。

他的策略很简单,把给佣金最高的客户所青睐的投资品种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其他做起来难一些的交易交给别人。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要求交易一个流动性较差的股票,马克就交给我去安排。

“这家公司你来做。”他把交易风险传递给我,心里非常清楚,产生的损失都由我给公司创造的利润来弥补。

有时候我会接受,但有时也会拒绝。一次,我接下一大笔看涨期权的单子,结果遭受了六位数的损失,他大笑着对我说:“搞砸了吧!”

在那个时刻,他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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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7
行为不当

1996年末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百老汇街1585号新办公大楼顶层的人力资源部。我走进会议室,看到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的橡木办公桌旁,马克.努伯格就坐在最远的位置上。

他们通知我,我因不符合摩根斯坦利专业人员的不当行为而被留职察看。我环视整个房间,目光转向马克时,他不敢和我对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把我的年度考评报告给我看,报告只有一页纸,上面说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不信任我。

真邪门,我心里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董事总经理乔纳.奥雷斯基(Jon Olesky)曾负责新员工招聘,亲自挑选我代表公司去选人;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则是我在华尔街的老大哥。这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马克不想让我在身边挑战他的权威,就这么简单。

我向马克的老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投诉,但他劝我不要搞得公司不和谐,希望我服从要求,在考评报告上签字,为团队的全局考虑。

我很沮丧,但不想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不想离开在这里的兄弟们。

不想离开收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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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2
收割时刻

一个交易清淡的下午,金姆的声音突然划过宁静的交易室。

“字母I打头的能交易吗?”她问道,指的是第一洲际银行的交易代码。

我微笑着看她,以为是在开玩笑,因为她经常跟我打趣。Keefe公司的持有部位已经到了上限。

我看着自己的交易屏,根本就懒得让自己的场地经纪人去查市场交易情况。“现在有50手,报价23.5美元,我可以增加到500手,你想怎么做?”我说,想戳穿她的虚张声势。

“他需要一个双边市场,”金姆说,意思是Keefe想知道是可以卖空还是买多。

“真的?”

“没错。”

我看着她的眼睛,脸上不再有笑容。“21.5/23.5,500手。”我的嗓音有点沙哑。

“这个价格他愿意卖给你500手,”她回击道,“而且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卖单。”

我不敢确定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是否还有呼吸。我敲下500手的卖单,并让经纪人卖出一些我持有的多头股票。

不幸的是,市场上每个期权交易员都知道我持有的庞大部位,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一眨眼的功夫就暴跌了1美元。

离闭市还有一小时,这个本来风平浪静的交易日突然变成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断重复这个卖单,”金姆说,“我想他希望在今天全部卖掉。”

我得促成这些交易,并问客户能否让我“减减肥”,他说可以。

我卖出股票,并准备新一轮卖单的来临。如果客户想卖出8000手看涨期权─这代表着80万股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我知道自己必须几乎照单全收。离闭市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大声喊道:“挂8000手买单!”

我需要Keefe把剩下的头寸卖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化解风险,把自己剩余的头寸慢慢平掉。我盯着金姆和Keefe的首席交易员商量,话筒紧紧贴着耳边,下巴咬得死死的,我的市场经纪人在随时待命。

“成交,”金姆说,“客户确认了,明天早上完成交易。”

我们的交易只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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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3
曼哈顿不眠夜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交易室;不为别的,因为我根本就睡不着。

凌晨6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银行类股票交易员向我走来,笑着说:“你还有I打头的股票,对吗?”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嗯…?”

“你…你还是看多,对吗?请跟我说你还是看多。”

我的嘴巴张大,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交易员转身走开,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抓起《华尔街日报》,走进洗手间最里头的一个隔间。三分钟后,我觉得整个交易大厅天崩地裂。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了多久,但没关系,我很想多呆一会儿。

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把《华尔街日报》放在地板上,走出洗手间。

你可能会想,人们对我的欢迎程度,彷佛就像自己在扬基棒球队的主场击出一个本垒打,队员们在本垒无比热烈地迎接我。

销售代表拍我的背,交易员对我翘起大拇指,华尔街上的朋友们给我发来信息表示祝贺,部门负责人两眼放光地冲我走来,几乎就要和我拥抱到一起。

“干得漂亮,托德,干得漂亮!”

但有个小问题─我已经转为看空,非常看空。通过昨天和Keefe达成的交易,我押赌今天股票会下跌,所以大笔做空,希望通过多空的切换来实现盈利。

然而,今天的股价比昨天收盘价高出35个点,本来可以有七位数的盈利,现在却突然变成几个七位数的亏损。

富国银行(Wells Fargo)一直在和第一洲际银行商谈购并计划,但这笔交易流产了。这可能就是,也可能不是Keefe试图平掉其头寸的原因。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这并不重要。富国银行发起一场敌意收购,这在当时的银行业可谓史无前例。

雪上加霜的是,摩根斯坦利为这笔购并交易提供投行服务,我受到限制,根本不能买卖两家银行的股票。我的头寸一开盘就被人接走,也就是说,我彻底搞砸了。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呆着,一整天都没有挪窝,洗手间没去,午饭没吃,不打任何电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面闪烁跳动的第一洲际银行的股价彷佛在不断嘲笑着我。

晚上7点左右,部门负责人拉夫.雷诺德(Ralph Reynolds)把我叫进办公室。完了,我想,这下子彻底完蛋了。

有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在华尔街的价值是以最后一笔交易来衡量的。我以为这是对业绩为王现象的一种比喻,而不应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我突然理解了这层意思。

我离华尔街的收款机近在咫尺,但一个交易过后,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如果敌意收购的消息早一天传出,我就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美元,但现在,自己却成为一只可怜的替罪羊。我的自信和自尊已经荡然无存,准备迎接无法躲避的坏消息。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老板说了一遍,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我今年的交易情况还是给公司赚了不少钱,但我想这一定无济于事。他在考量着我,就像要审判我的灵魂一样。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终于说话了。

“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来上班。”

他对亏损并不满意,但不打算对我毁了我的事业。他做出的结论是,我挥拍的动作比击球的结果更重要。

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坐电梯下楼,走出摩根斯坦利的办公大楼,绕过街道的拐角。

在那里,我靠在一栋楼的 上,周围都是去看活剧的陌生人。我开始大笑起来。

几分钟后,我的两颊上挂满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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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1
大战开始

一切真的开始越来越顺。在我的努力下,我所做的业务在华尔街上位居前列,很快消息就传了开来,摩根斯坦利有个作风犀利的年轻人。

如果客户想作金融板块的衍生品交易,我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我的交易头寸很庞大,给“摩根妈妈”(Mother Morgan)的钱罐里添了不少钱,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Keefe Bruyette公司是华尔街上从事金融板块衍生工具交易的最大玩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客户。我竭尽全力给他们的首席交易员留下深刻印象,没过多久,就把他们绝大多数交易拿到了手。

国民银行(NationsBank)、纽约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只要你能想到的银行,我们全都负责交易。当时我只有27岁,却已在业内确立了与客户关系融洽的名声。如果你想交易某个银行的股票期权,那就来找摩根斯坦利,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服务。

起初,第一州际银行(The First Interstate)的期权交易与任何一个普通交易一样。当时股价接近70美元,Keefe的首席交易员向摩根斯坦利的销售代表金姆?迪斯匹格纳(Kim Dispigna)询问“1月标准合约”(Jan par leaps)的价格,也就是明年1月到期的100手看涨期权的价格。

我看了一下挂牌情况,发现这个差价有3美元,挂了50手,也就是说客户可以在这个流动性不强的市场买入或者卖出50手合约。

“怎么才这么一点。”我在心里想,同时通过做市挂牌降低差价,并把合约数增加10倍。“不管他要买多少,”我记得自己对金姆说,“把指令拿来就行。”

在接下来的几天,Keefe公司买入不少看涨期权,很快我手头就持有一个很大的头寸。我向客户卖出看空期权,让他们有权买入股票,同时我也买入股票对冲自己的风险。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了。市场无法提供更多的看涨期权,我成为唯一的做市商。

最终,过了几星期,客户问我他们能买入的上限是多少。

“8500手,”我回答道,“这是证交所允许买入的最高限。”我们距离这个上限已经很近了。

现在,说我持有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就像是在说谷歌(Google)从事的是互联网业务。华尔街任何一个交易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的人都知道,摩根斯坦利是个大多头。

我持有的头寸十分庞大--在向客户卖出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看空期权时,我自己买入任何可以对冲这一风险的东西。我认为客户可能知道什么消息,并准备好搭乘这趟便车。

我玩弄这个庞然大物好几个月时间。当我看好市场走势时,就增加多头部位,当不看好时,就卖空其他银行进行对冲,但在任何时候我看多的信念都没有动摇过,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多头部位。

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知道我现在坐在一列火车的顶上,等待启程去往梦想之国。

有压力吗?当然,但我有自己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就像剃刀边缘一样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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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19
走上正轨

如果1991年是给人端沙拉的一年,1992年是觉醒的一年,那么1993年则是我找到工作节奏的一年。除了记录交易和传递指令,我还自己操作销售代表传来的客户交易指令。

整个过程很简单。客户想要买卖证券时,我会找到交易对手执行指令,并向客户销售代表发出“完成”的讯息,由他来通知客户。这叫做代理交易。

如果市场无法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摩根斯坦利会介入进来作为交易对手,这一般被成为“便利客户”交易(customer facilitation)。

我们的衍生工具投资组合由公司履行“便利客户”交易职能后产生的累积风险头寸构成。风险敞口被分为几个“帐簿”,并按行业进行分类。杰克负责工业、医药和航空业,汤米?加尔顿(Tommy Carden)和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负责IT行业,还有约10个交易员负责其他板块。

金融和生物科技这两个行业没有专门的交易员负责,摩根斯坦利在这方面没有头寸,我负责答复指令流程,并以代理交易的形式为客户执行指令。

1993年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下午,交易席位上有一笔指令“踏空”了,即市场没有给出我们原先与客户沟通达成的目标交易价格,我提醒汤米这个情况,他让我“给客户安排做市”。

我告诉自己的场内经纪人,让他安排做市交易,并听着他敲击键盘输入指令的声音。我拿到成交确认后,销售代表马上告诉客户,交易已经完成。

汤米让我盯着这个头寸,也就是说,这是我在摩根斯坦利的第一笔交易。即使单子再不起眼,这也是我迈出的第一步。最后我把头寸交易出去,并赚到了钱;于是汤米给我开绿灯,让我继续做另一笔交易,结果又赚到了钱。

这些交易的风险并不大,50手和100手而已。股票期权的倍数是100,相当于5,000和10,000股股票,但我还是以严格的纪律进行交易操作。慢慢地,我为公司带来的利润不断增长。

1993年告一段落后,我又和杰克坐在后台部门的办公室中,这次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并对我说,我的年薪涨到了7.5万美元。

当时我24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么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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