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建议
1、抓住国际市场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在当前经济增速相对较低、对资源类产品的需求不太旺盛的情况下,进行资源等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对全社会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小。
2、做好货币政策适时退出的预案
当前经济增长和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社会总需求扩张步伐明显放缓的滞后反映,为了抑制经济增速和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下滑,2009年国家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但未来这一政策的执行应该更好地把握好力度,避免货币政策执行上由“适度宽松”变为“过度宽松”,为未来通货膨胀隐患。
3、进一步完善国内外价格水平联动机制,避免价格水平过度波动
国内外价格接轨不宜简单化,应该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和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差异。同时,对于国际上受热钱炒作影响较大而价格波动频繁的产品,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控手段,适当缓冲国际价格波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避免价格水平过度波动对国内生产的不利影响。
【金融篇】保持信贷总量平稳 促进信贷结构优化
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全力以赴“保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相当宽松”。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实现了遏制经济较快下滑的良好效果。二季度经济走势呈现企稳回升势头,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随着货币信贷猛增,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远期通胀风险、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形成。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应坚持“适度宽松”的既定方针,但在执行中,要适度微调,由上半年的“相当宽松”向“适度宽松”回归,推动货币与信贷平稳增长,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同时还要切实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全力以赴“保增长”
1、信贷猛增有效配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住房消费回升。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和银监会严格的信贷额度管理,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为防止我国经济受到过大冲击,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贷款额度限制完全放开。为配合政府“保增长”的要求,同时出于经营压力,商业银行自去年11月份就开始猛增信贷。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得到极大释放,上半年贷款投放规模创出空前的“天量”。1-6月人民币各项贷款累计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2万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规模不仅创下有史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还超过了以前各年度全年贷款投放规模。6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4%,为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信贷大幅投放对上半年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提供了宽松的资金条件。
2、信贷投放带来的乘数效应推动货币供应快速增长。今年以来,在信贷猛增的推动下,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走高。6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28.46%,增幅比上年末高10.64个百分点,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 M1余额同比增长24.79%,增幅比上年末高15.73个百分点。M2增速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逐月缩小,说明伴随经济企稳回升,存款出现活期化倾向。不过由于M2增速始终快于M1,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仍较往年要低,6月末,货币流动性比例为34%,比去年同期低0.99个百分点,基本为历史同期最低水平。货币流动性比例较低说明虽然目前经济景气在回升,但经济活跃程度仍较往年同期要差。
从货币派生角度看,我国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信贷猛增带来货币乘数效应,此外,央行去年底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今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总体投放资金也保证了基础货币增长。5月末,基础货币余额为12.28万亿元,比上年末减少644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425亿元。分不同月份看,由于去年12月份央行连续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基础货币余额自去年12月份开始跳升到12万亿元以上。但随着商业银行猛增信贷,超额储备水平降低,基础货币余额自2月份开始逐月下降。受信贷猛增影响,货币乘数自今年1月以来持续攀升。
3、公开市场操作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保持低位,为商业银行放贷提供支持。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今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规模有所缩小,外资流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结汇形成的外汇占款投放势头也明显减弱。外汇占款余额同比增速由上年末的29.4%下降到今年6月末的15.9%。上半年外汇占款累计新增9482亿元,同比少增15318亿元。在外汇占款萎缩导致相应的流动性投放减弱的背景下,央行上半年公开市场操作,仅在2月和4月实现流动性净回笼,其余月份均为净投放资金。综合来看,上半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资金5015亿元,而去年同期为净回笼2259亿元。
此外,自去年9月份以来,为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央行还通过持续下调央行票据发行利率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上半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均为发行3年期央行票据和进行28天和91天正回购操作,3年期央票的发行利率一直稳定在0.965%,28天正回购利率一直维持在0.9%。在央票发行利率和正回购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的引导下,货币市场利率也保持在历史低位。
4、贷款名义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实际利率仍偏高。2009年以来,受前期降息和贷款同业竞争驱使,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下行。3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76%,比年初下降0.80个百分点。受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政策影响,3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45%。目前,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名义(基准)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如果考虑到目前CPI与PPI双双负增长的现实,则贷款实际利率水平还是偏高。如果剔除物价因素,6月份一年期贷款(基准)实际利率约为10.1%,处于较高水平,但略低于1997-1999年通货紧缩时期水平。
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信贷投放适度微调
随着经济企稳回升,与货币信贷猛增相伴随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通胀风险、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形成,近期对于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讨论开始增多。我们认为,判断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要考虑以下三点:一是经济已经开始回升,货币政策延续上半年的扩张力度必要性降低;二是经济回稳的基础尚不稳固、年内通胀风险不会出现,目前尚未到货币政策收紧的时机;三是货币政策要在预防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远期通胀风险,金融风险方面有所作为。总体来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仍应是下半年金融调控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仍应坚持“适度宽松”的既定方针,但在执行中,要适度微调,由上半年的“相当宽松”向“适度宽松”回归,推动货币与信贷平稳增长,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实现“调结构、促转型、增后劲”,同时还要切实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1、货币政策应坚持“适度宽松”的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内生增长动力尚待加强,为防止经济复苏出现反复,宏观经济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能变,仍要以“扩内需、保增长”为基本出发点。
2、保持存贷款名义利率稳定。目前存贷款实际利率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原因是物价水平下降,而并不在于名义利率过高。如果下半年CPI、PPI仍呈同比下降走势,且降幅进一步扩大,那么存贷款实际利率可能会继续上升。但考虑到远期通胀风险,明后两年物价水平可能会回升,届时存贷款实际利率自然就会回落。也就是说,目前贷款实际利率处于高位可能是阶段性的。另外,由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较低,降息对扩内需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因此,从防范长期通胀风险,控制通胀预期考虑,年内存贷款名义利率应保持稳定,不宜进行调整。
3、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同时适当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回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取决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变化,如果股票市场IPO的重启、外汇占款投放规模下降过多等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紧张,应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资金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果过多资金滞留在银行体系内,导致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就应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适当回笼资金。7月份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已经开始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回升,但目前货币市场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短期资金价格已经超过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成本,但是仍然低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成本线,仍有利于中小银行放贷冲动的释放。如果下半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在“适度”的话,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应继续向中性水平回归。
4、保持信贷投放稳定,促进信贷结构微调。当前信贷政策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稳固,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仍需要信贷投放的配合;另一方面,信贷猛增带来的风险隐患在增加。为此,下半年要保持信贷政策的连续性,既要保持总量平稳,又要做到结构优化。在总量控制上,要推动信贷平稳投放,保证信贷政策对政府投资计划的支持力度,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做好稳定和刺激内需的工作,同时适度控制信贷规模,防止信贷过度膨胀。在结构调整上,把握好结构调整的力度、节奏和方式,通过窗口指导推动信贷结构“微调”。
信贷政策的结构性“微调”的侧重点主要有:一是要促使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向实体经济倾斜,可以对商业银行提出强制性要求,保证新增贷款的大部分必须用于实体经济,存量贷款也要有计划地向实体经济转移。二是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对信贷投放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贷款合理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复苏由政府推动向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动力切换问题。信贷投放要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具体而言,要加大对创新能力强、产业前景好、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开发促进居民消费的多种消费信贷产品,增加对居民消费贷款的投放,加大对三农、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
5、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为防范可能的不良资产风险,监管部门应加强金融监管,对一些领域贷款增长过快做出风险警示。此外国际游资的流动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为防止大规模的热钱流流动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冲击,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热钱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