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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人们也公认，根据这一设计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大量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就是理论经济学和各国政策选择的最新结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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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硬骨头"，我们曾在从1956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但是，由于没有抓住要领，总是劳而无功。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如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4]，才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 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还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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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经济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和经济学的进步分不开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经济学家的队伍得到了自己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生力量的补充，但是，这支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这里，我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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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管理学院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倾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建立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而切实地讨论的氛围和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良性竞争局面。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5]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由来已久的传统，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现在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贴上"为外国势力服务"的标签。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