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吴敬琏：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 中国国情, 西方经济学, 石头过河,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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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实际工作者乃至经济学界中人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全称肯定的回答。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直到80年代，在我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还会得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的讥评。

与这种思想相呼应，"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人们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也值得怀疑。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从这个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的方式进行改革，只会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而且在彼岸目标为何物还不太分明的情况下，实际很难谈得上如何顺利过渡到彼岸。

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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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各个学派争奇斗妍，提出自己对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现象的理论阐释。可是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一切都改变了。秦王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从那时起，一切学问都要以对巩固皇权统治有害还是有利，有用还是无用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除了少量实用性的医药、农桑书籍，一概在禁止之列。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传统。

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民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内斗争中又把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确定为教条主义，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片面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的思想倾向，就大大强化了轻视理论思维的风气。特别是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1]，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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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自以为可以不受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作为的结果，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奴隶。"[2]

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后期，中国的经济工作一直是由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所左右的。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演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和他引以自豪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可以变物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等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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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造成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周知的。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行政性分权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诸侯经济"，有别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古典计划经济的所谓"M型体制"[3]，它固然使日后的乡镇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在经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大混乱却使"大跃进"、"高速度"所引致的问题大大加剧。为什么这些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到头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要追根溯源，原因恐怕还在于当时的领导人完全没有经济学中"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经济就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飞跃发展。殊不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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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虽然当时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是即使这些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现代经济学的素养而没有能完全突破"调动积极因素就能实现多快好省"一类思维定式，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的"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的"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也导致了"条块分割"、地区保护主义等消极结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的做法，才对这种做法可能引致的问题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等逐渐失去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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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说它是"里程碑"，并不意味着它提出了什么具体的改革主张和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是因为它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了鼓励理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热心于读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种对于现代经济学再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例如价格机制的运作原理，宏观经济管理的运作原理等的框架性的认识，并且开始参与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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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因为是在长江的一条旅游船"巴山"号上召开的，又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参加这次历时6天的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论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Janos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也有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经过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根据与会学者的讨论，特别是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中方与会者经济学水平的提高，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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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时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很粗浅的层次上。当时，虽然20世纪末经济学的突破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不少人的认识仍然拘束在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的框架内。当时我们比较熟习的，是所谓 "新古典综合"的某些结论，却往往忽视了它的假设。在完全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等高度简化的假设下，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与效率不相关的事情。把由此得来的结论直接搬用到实际问题的分析上来，就往往会造成重要的疏漏和失误。这些疏漏和失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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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计划和市场看成同质异形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为两者可以无冲突地结合起来使用。在那个时期，比较经济学还处在以新古典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发展阶段上。这种比较分析往往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的分布看成一张一端是纯粹的计划，另一端是纯粹的市场"光谱表"，其间则是计划的成份与市场的成份以不同配比结合在一起的各类经济体制；而改革则可以像在超级市场上选购商品那样，把计划和市场放进自己的经济体制购物篮子里，形成改革的目标模式。于是，许多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作中国改革的目标，"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的想法和做法也变得十分流行。这些，常常使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起来；而在实际的改革工作中，则表现为举棋不定，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缺陷，是在新古典模型的简单假设下，把计划和市场看作与制度无关的两种资源配置方法，以为不论制度基础如何，都可以在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任意选用，甚至以为可以把市场经济建立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忽视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或者认为只要对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或"放权让利"，就能使国有企业重新获得活力。虽然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弄清楚股份公司的产权基础和与之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因而也就很难保证经过改革建立起来的公司具有效率。

中国幸运之处在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支持了农民的强烈要求，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村的产权改革，让农民在从集体"包"（租）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由此打开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在保持国有经济的体制基本不动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使逐渐壮大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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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经济学在二十世纪最后30年的革新与中国的"整体推进"改革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这时已经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突破。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在1970年发表《次品市场》一文，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学走向前台的标志，而随后对科斯（Ronald H. Coase）等交易成本学说的发掘与深化，更表明经济学界普遍放开了新古典的完全信息和制度中性的假说，把制度分析提到首要地位。就我个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读纽伯格（Egon Neuberger）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在耶鲁大学参加蒙梯亚斯教授（John Michael Montias）的讨论课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把所谓DIM问题，即决策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纳入视野时，制度安排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当然，中国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更大突破，还有待于80年代后期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掌握二十世纪最后20-30年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成果，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等等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

当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并以共同的努力来推进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易于获得顺利的推进。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