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展开游说，是很多国际私募基金现在思考的首要问题。
中国的经济已经由原来的项目过剩转到资本过剩，多家基金开始竞争一个项目。更多的私募基金开始认识到，一个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关系的搭建。
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契机，私募基金在加紧动作，不断地派人到内地试水，加速在中国的公关动作，为资本的运作铺路搭桥。
私募基金公关渐行
世界顶级私募基金黑石集团聘用前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梁锦松将领导其亚太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有人认为这是黑石集团在中国开展公关的第一步。
梁锦松的职位是高级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主席，负责黑石开展和管理亚洲地区新的私人股权投资业务，同时协助管理黑石已经投资的亚洲企业或者其他地区的企业。
梁锦松在香港金融界和政界30多年，历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摩根大通亚洲区主席，以及花旗银行私人金融服务亚太区主管等高职，除了其对金融市场丰富的经验之外，其广泛的人脉关系显然为黑石所看重。
“中国内地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经济改革成果令我们印象深刻。”黑石主席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告诉记者，黑石希望能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
成立于1985年，其核心业务包括私人股权投资、私人房地产投资、企业债投资等，管理总资产规模达到700亿美元，目前，黑石的私人股权投资部门管理着超过330亿美元的资产，旗下正在投资的第五只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为156亿美元。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与同等级的私募基金凯雷、KKR、华平等相比，黑石进入中国显然偏晚。出于这个原因，黑石更加重视公关，聘用梁锦松更多出于这个考虑。
更有人评论说，更多是由于凯雷并购徐工的案子，给这些顶级私募基金上了很好的一堂课：大军未行，公关先动。
凯雷徐工案的启示
2003年春，徐州市政府启动徐工改制工作，江苏省政府公开招标，国内外30余家企业和基金机构参与竞标。
2004年，经过筛选，最后六家机构获得资格，分别是卡特彼勒、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凯雷亚洲投资公司和花旗亚太企业投资管理公司。
2005年9月1日，徐工科技宣布，经过竞购，最终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和凯雷亚洲投资公司三家投资者进行最后的谈判。
凭借强大的公关能力，由前IBM董事长郭士纳带领凯雷团队拜访了很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凯雷悄然获得了谈判细节优先权，战略投资者已确定为凯雷，双方签订了收购协议。
2006年6月，在等待协议批复的过程中，三一重工老总向文波突然炮轰凯雷，大打“国家经济安全”牌，认为徐工科技的收购价格被低估，同时表示在全盘接受凯雷方案的基础上，以高出凯雷30％的价格，也就是3亿美元来收购徐工。
这对身份是外资的凯雷而言，确实是难以应对。素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凯雷这时显示了它强大的公关能力，它不仅开始全球聘用公关负责人，更是借助庞大的关系网络大打政治牌。
这期间，成功说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借在中国访问时机，在公开场所表示，凯雷收购徐工不可能涉及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公开支持凯雷，而且，还请来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进行政府公关。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凯雷将拥有徐工机械50％的股权，徐工集团仍持有徐工机械50％的股权，徐工机械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已然是在中国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这与其强大的公关不无关系，一位投行人士这么评价。
公关策略关注加大
拥有豪华公关阵容，包括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和约翰.梅杰等高层政要，凯雷方面曾宣称：“每个前任高级政府官员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们拥有全球战略专长。不过，这些官员处理的并不是新任主管的日常监管、税收和交易等问题。”
淡马锡控股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直接。2002年，何晶出任淡马锡的董事。此时，丈夫李显龙时任新加坡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现在，已经执掌淡马锡的何晶，其另一个身份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夫人。
拥有500多亿美元的资产，旗下拥有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电信等企业的淡马锡在何晶的公关影响力之下成功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兼并行为。
1亿美元买下中国民生银行4.55％的股份，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股权，以5亿美元认购中行13.14亿股股票，同时还投资了中电国际、中国燃气控股，并参与中航油重组。
另一家私募巨头KKR也不甘示弱，聘用了汇丰控股的前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以及中国网通的前CEO田溯宁为资深顾问。
比起凯雷、淡马锡灵活的手腕，KKR稍显不足，不过更多的私募基金看到了他们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所以更多的私募基金开始考虑联合公关，进行一些政策的游说。中星资本董事总经理丁学文认为。
据媒体报道，2006年12月，KKR、凯雷、德克萨斯太平洋、黑石、银湖等私募股权基金巨头在美国联合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其中一项任务便是与监管当局以及与其利益相关的群体、有兴趣合作的机构提供行业信息并进行沟通，在媒体和公共政策方面有着30多年经验的欧文.道格拉斯被任命为会长。
同时，对于公关方面的花费，各家私募基金更是一掷万金。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凯雷投资仅2005年在辩护和税收问题方面的公关支出就高达40万美元。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在很多情况下，公关的费用是不走账的，这对那些拥有几百亿美元的私募来讲，即使是九牛一毛，那个数字也为数不小。
与本地利益捆绑
在华尔街有“门口的野蛮人”之称的私募基金，对于公关的解读是：通过与本地利益捆绑公关，实现利益最大化。
捆绑的方式无非是采取和本地投资机构合作，让这些机构参与到利益分成中来，在这种与他们自身相关的利益驱动下，利用他们在本土影响力来推进事情的进展。
南孚电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切看来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此次事件的主导者摩根士丹利选择了非常好的配角，与中金公司有深刻渊源的鼎晖创投，整个事情的进展一切都在摩根士丹利的算计之中。
鼎晖创投的前身就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的直接投资部，摩根士丹利与之有很好的合作。中金公司直接投资部投资的新浪网，中金与摩根担任了上市的承销商等合作，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根据媒体报道，南孚电池是鼎晖从中金公司分立之前就被看好的项目。1997年，中金公司直接投资部的焦震在去天津的一家企业拜访的时候“发现”了南孚电池。
通过各种途径，摩根士丹利也了解到南孚电池，产生了浓厚的投资兴趣。但摩根士丹利深知若单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个，光是公众的反对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1999年，摩根士丹利联合昔日的老搭档中金公司，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在香港地区成立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四家外资股东占中国电池合计49％股份，中方股东以持有的南孚电池部分股权作为出资，占中国电池51％股份。
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禁止证券公司从事风险投资业务的规定，中金方面被迫将直接投资部和投资业务进行了分拆，其中内资部分有7家合伙人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合伙公司CDH。
2002年中金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吴尚志、副总经理焦树阁以及高级经理王霖等五名中金公司骨干成员与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深圳市鼎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CDH的运作。
后来，中国电池对南孚进行了注资及受让大丰电器所持5.75％股份，增持南孚电池的股份达到69％。同时，由于债务问题，一家投资方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股份中的825万股卖给摩根士丹利，此时，中国电池的控制权完全到了摩根士丹利手中。
2003年，摩根士丹利等基金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电池的直接竞争对手吉列公司。至此，摩根士丹利完成了它的最终目的。
根据媒体报道，一位知情人士曾表示，在1998年以后，南孚电池就不缺资金，当时南孚电池在国内销量第一，而且当时的寻呼机市场对电池的需求也使得南孚电池销售后劲强大，当时各家银行都争着给南孚贷款。
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收购双汇、重组华源等案例，都能看到国外私募基金的影子。中国的投资公司都充当了这些私募基金的公关，这就是“门口的野蛮人“的公关策略的精明所在。
专家观点
资深投资者关系、公关人士 陈玉劼
成熟的政府公关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简单地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或者政企要人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仪式或者说几句话。它要求企业首先要对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要传递的核心信息，要影响的主要受众群体有清楚的认识和分析，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找什么样的人，策划什么样的活动来达到目的，最后再一步一步执行，并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计划的最终实现。比如说在美国，人们经常看到总统、第一夫人或者社会名流出席一些企业的活动，但这些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这些活动后面都有着完整和认真的计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有几百家专门为企业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政府公关和游说的专业顾问公司。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关系的工作首先是靠拼智慧，拼脑子。
智基创投的合伙人 陈友忠
“对国际化的私募基金而言，他们项目运作的金额都非常大，有时甚至高达几十乃至上百亿，这种巨大的盘子势必对经济产生影响，通过对政府的一些公关活动，能使他们获得一部分内部信息，同时聘用一些有相当背景乃至有非常关系的人，可以获得一个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定的对话权。
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 邝广平
各个基金的风格不同，每个项目涉及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私募基金的这种大的手笔，必定会牵涉一定的政治经济层面，私募基金要获得政府的支持，需要告知政府其活动对企业有增值的效果。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寇宗来博士
经济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是劳动和资金行为，从微观层面讲是企业决策行为，这种行为更加体现了企业家精神，促使公司不断捕捉市场的各个机会，更加重视人际关系，为了赚钱，企业不得不在既定条件下决策，在效率投入和利益产出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加注重疏通关系，同时也更加具有冒险获利的动机，企业家精神更加具有破坏性，所以才会产生德勤深陷“逼迫门”和IBM的“贿赂门”事件。
飞利凯睿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区总裁 宋励强
与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不同，现在中国已经由原来的项目过剩到达资金过剩的阶段，在美国很容易募集到几亿美元。同时，对于中国概念的普遍看好，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市场都在预估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资产升值，以前有钱就能把获得项目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做成一个项目越来越难，更需要一些政府和地方上的关系。企业更看重的是你如何帮我做好IPO，如何帮我做好公关，如何给我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行业领先技术，在中国这些都和政府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京大都律师事务所 高志伟律师
对于外资的公关行为，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刑法里面规定了一些有关商业贿赂的条款，中国这方面法律的健全需要一个法律法规的配套出台，同时，随着许多党外人士从事公共管理，可以考虑将对党员的一些规定扩大到所有政府官员。（盛文杰采访整理）
背景资料
美国对游说的立法
美国游说立法的理念是“阳光法律”，政府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保证透明化，说客和议员两方面都要求及时披露信息，意在让每一桩游说的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其对错与否由公众自行审视判断；目的是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有所约束，让民众知道政客信息和礼物的来源，同时保护社会各层面表达意见、上传民情的权利。
1946年美国《联邦游说监管法》制定，是美国第一部与游说相关的立法。目前的法律，主要是《游说信息披露法》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
《游说信息披露法》管辖的是美国国内客户以及外国的商业机构，仅适用于政治游说行为，其规定，说客在首次进行游说接触后或在受雇后45天内，要向国会秘书处登记（说客游说活动半年总收入不超过6000美元，或游说活动支出不超过2.45万美元者除外），外国代理人则必须在接受代理十天之内，向司法部“外国代理人登记处”报到，并每半年提交一份报告。
此外，在代理过程中，有价值的文件必须向司法部提供副本。因此，游说代理中的合同文本、重要通信往来以及花费记录等，都会保留在案，供公众查询，对政客身份、钱财收受和产生费用的披露，也都有具体规定。说客不仅要上报工作内容，而且对游说的具体支出和本人从中收取的费用、年薪等，都要一一登记。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适用于所有外国政府及政治机构、个人的代理，除游说外，还包括公关、发行和招商行为。而免除登记的，包括纯商务、宗教、文化或慈善性质的外代理人，或仅处理法律事务、不涉及政治行为的律师。
最近的背景事件
2006年1月3日，美国游说业“教父”杰克.阿伯拉默夫，承认他在2000年收购佛罗里达州圣克鲁兹海上赌场时犯了诈骗罪。他同意与美国政府合作，协助司法部对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进行的贿赂调查，供认名字，这为众说纷纭的美国游说业存废提供了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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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0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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