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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7
行为不当

1996年末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百老汇街1585号新办公大楼顶层的人力资源部。我走进会议室，看到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的橡木办公桌旁，马克.努伯格就坐在最远的位置上。

他们通知我，我因不符合摩根斯坦利专业人员的不当行为而被留职察看。我环视整个房间，目光转向马克时，他不敢和我对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把我的年度考评报告给我看，报告只有一页纸，上面说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不信任我。

真邪门，我心里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董事总经理乔纳.奥雷斯基(Jon Olesky)曾负责新员工招聘，亲自挑选我代表公司去选人；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则是我在华尔街的老大哥。这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马克不想让我在身边挑战他的权威，就这么简单。

我向马克的老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投诉，但他劝我不要搞得公司不和谐，希望我服从要求，在考评报告上签字，为团队的全局考虑。

我很沮丧，但不想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不想离开在这里的兄弟们。

不想离开收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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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8
再度启程

斯莱恩不喜欢马克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于是为我出头提出抗议。但他在别的部门，而且当时整个股票部门正遭受着另一波的跳槽冲击，因此他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我拒绝在考评报告上签字，因为报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而且我知道一旦签上名字，自己在“摩根妈妈”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七年了，我对自己说，七年的血汗和泪水，我不能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几个月前，曾在Needham & Company公司工作的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和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新创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刚开业就管理约5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华尔街的热门谈资。

斯莱恩和盖瑞是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好朋友，于是介绍我认识。我开始安排盖瑞的一些期权交易，建立起很好的默契。在共同赚钱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沟通频率也不断增加。

我不想离开摩根斯坦利，但觉得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必败无疑。每隔几天，汤姆就会要求我在考核报告上签字，每次我都拒绝，但心里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

在斯莱恩的推荐下，我开始和Galleon公司商谈跳槽过去的事。他们没有衍生品专家，所以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在公司受到的排挤日增，而我对跳槽机会也开始日渐关注。

最后我和Galleon公司谈好，去那里担任衍生品交易董事总经理，有一个象征性的底薪，主要收入来自于业绩提成。

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向他说明我可以签字，但对考核报告中的错误说法持保留意见。他向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真的会处理好？”我很担心地问道。

“我向你保证。”他说，把报告直接推到我面前，并把笔帽摘下。

我在报告上签了字，姑且信他一回。发奖金的时候到了，我的年薪是50万美元。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耐心地等待支票兑现。钱一到手，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交出自己的辞呈。

他们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刚刚付了50万美元的巨款给一个即将离职的交易员，而且我去的是华尔街最受人尊重的新对冲基金。

后来成为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此时负责摩根斯坦利的股票部门，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表示祝贺，并说如果我有什么需要的，他乐意帮忙。

我收拾好东西，向自己工作过的唯一一个专业投资机构说再见，觉得自己在与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换上了另一双好鞋，我喜欢那种合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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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29
新开始

我很想说自己上了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这条船后一路顺风顺水，但实际情况是，迎接我的是一场完美风暴。

泰国解除泰铢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后，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亚洲，并让资本市场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我还没注意泰铢的问题，也不关注那个名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强大对冲基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亚洲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的翅膀可以在纽约57号东大街掀起一场飓风。

我管理公司整体组合的敞口衍生交易，自己也管理一个组合，后者规模较小，但我可以从利润中提成。虽然一切听上去很简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摩根斯坦利学到的技巧在买方投资领域并不是很管用。

我喜欢当客户的感觉。摩根斯坦利、高盛、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顶尖公司都争着来拉我们的生意。作为负责执行指令的交易员，我经常决定选择哪些公司安排交易并向其支付佣金。

我周围人才济济，但也面对一个现实，即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得凭自己的业绩吃饭。那里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流，也没有响当当的名声。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从前。

办公室里坐着八个人，手无寸铁，只有智慧和信息作为武器。当金融危机逐渐在全世界蔓延时，我根本没想到要给自己穿上一件防弹衣。

我在两个角色间来回转换，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舰基金的衍生品组合上，因为当时我确信这就是自己的饭票。

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 、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 和其他三个合伙人暴风骤雨般地把交易指令发过来，而我则寻找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

我在公司整体敞口上花的精力越多，投入自己那个组合的精力就越少。到年底时，自己组合上的亏损堆积起来，饭碗能否保住，完全要看那几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做出的决定。

最后的结果是不发奖金。事实上，他们告诉我，以交易账户的业绩来看，我能保住这份工作已经很走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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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0
泡沫开始

在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开足马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埋下了互联网虚假繁荣的种子，并随后造成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债务的泡沫。

1998年，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从摩根斯坦利辞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Galleon。公司管理的资产膨胀到数十亿美元，我们在业界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我就坐在斯莱恩旁边，一起看着Galleon成长为华尔街实力最强的对冲基金之一。我的交易技巧不断得到提高，并学会了对冲基金的游戏规则。

和在摩根斯坦利一样，我在Galleon也想方设法增加自己对公司的价值。不过，这次我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交易技巧，利用期权手段来实施公司的投资策略，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使风险收益最大化。

然而，我还不是合伙人，这一点我经常提醒自己。有一天，在投资晨会上，我指出俄罗斯市场暴跌，建议说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市场，但合伙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天后，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股价全面跳水。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不可预见的系统性洪水冲垮了我的风险管理大坝。

市场陷入低谷后，各国央行联手推出一系列振兴计划，股市开始重整旗鼓。格林斯潘打赢了这场战役，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美联储主席。

历史会告诉我们，格林斯潘的政策永远改变了资本市场的基因构成，埋下了苦难的种子，并最终导致金融系统的奔溃。但在当时，没人关心这个问题，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享受饥荒来临之前的资本市场饕餮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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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1
回到现实

57号东大街那个小办公室里汇集的咨讯信息规模之大，只有身处其中之人的自负才堪与相比。无论市场好坏，公司都能赚到钱，而我则在精心安排衍生品交易策略，确保收益最大化，同时避免损失发生。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旗舰基金上，认为这是我获得更大成功的入门券。1998年底，终于又要发奖金了。

在我年轻时，如果你说我二十多岁就能赚到六位数的年薪，我会激动不已。但现在，我的眼光已经锁定在更高的标准上，希望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

Galleon只有六个合伙人，而赚的钱够很多人分的，我忍不住在脑子里盘算起来。

我能闻到钞票的味道─巨大的财富就在下一个拐角处等着我。我和盖瑞坐了下来，说了几句打趣的话，等待着关于奖金的消息。

盖瑞说，我的劳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欣赏我在管理旗舰基金整体衍生品风险方面所付出的劳动，但我的奖金基于那个规模较小的交易账户的业绩。合同上就是这么写的，要就要，不要拉倒。

所以，我的奖金是个大大的零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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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2
红眼病

我有点羞于承认，但在Galleon工作期间，自己确实开始变得贪婪起来。

合伙人的收入是个天文数字，连超级体育明星和著名演员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他们每年都赚得盆满钵满，过着奢华的生活，住着豪宅，坐私人飞机，大车库里停满了豪华汽车。

金钱对我当时那个岁数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推动力，我见过一些好人为了钱干坏事。突然之间，50万美元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字。我进入了超级百万富翁的世界之中，这些人呼风唤雨的能力，让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相见形惭。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加入华尔街精英人士的行列。

格林斯潘的刺激政策发挥了作用，股市开始疯狂攀升，技术股泡沫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富翁产生，上市新股在一个交易时间段内就能翻上好几倍。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华尔街，Galleon上下一片繁忙景象。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佣金，换来数额巨大的新股认购权。

一转眼，2.5万股新股价格涨到60美元。

又一转眼，3万股新股开盘比上市定价高出40美元。

啪啪！某二线券商来拍马屁，想拉进一些Galleon的交易业务。

这一年属于我，必须属于我。随着1999年末的临近，我与公司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处得比蜜还甜。公司成为大赢家，也就是说，赚到的钱连点石成金的魔术棒都比不上。

我管理的那个规模较小的组合表现不佳，但大组合的业绩很好。旗舰基金的期权交易记录是最好的成绩单，我被纳入合伙人的小圈子只需走个过场便是。

盖瑞让我坐下，告诉我今年终于能拿到奖金了，我的眼睛直冒星星，就像玩老虎机中了奖一样。

奖金有多少？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托德，”盖瑞开始说话，“合伙人们很欣赏你今年做出的努力，将给你5万美元的奖金。”

我就像被整整一吨砖头砸到了头。

要想在华尔街赚到大钱，我必须从别人的背后走出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成为合伙人。我问盖瑞公司有没有计划让我做合伙人，他说没有。

当我离开摩根斯坦利时，戴维对我说，要珍惜这段经历，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离开一家这么好的公司。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Galleon─它是顶尖的对冲基金，没人愿意主动离开。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知道跳槽的风险所在。

一旦离开，这里的大门将永远不会再向我打开。

 

冰冰水月儿

谢谢楼主，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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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3
走进新千年

股市暴涨，达到不可思议的高位，遍地都是黄金─我只要选好自己的位置就行。日历翻到了2000年，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千年纪，眼前彷佛看到一道绚烂的彩虹。

我跟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和杰夫?伯克维兹(Jeff Berkowitz)谈过好几次，彼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那个公司的交易资金量为4亿美元，比Galleon小得多，但他们抛出了一根橄榄枝：合伙人。

我们见了几次，讨论一些具体事项。我加入该公司后，将负责整个交易业务，底薪30万美元，这正是我拿了几年微薄奖金后希望获得的稳定收入。更诱人的是，我能分到公司利润蛋糕中很不错的一块。

吉姆这个人容易情绪激动，但在我看来，他也诚实而公正。杰夫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为人务实，不偏不倚。作为合伙人，他们俩很互补，而我掌握的技能也同样能填补他们的空白。

当我把跳槽的打算告诉自己的同事兼朋友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时，他问了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信任他们吗？”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危急关头，他们会为我考虑吗？会把我的利益看得和他们自己的一样重要吗？能不能做正确的事？我相信他们可以。于是，我们在曼哈顿的Gramercy Tavern餐厅会面，仔细敲定最后的细节。

我们谈论市场、生活和世界，气氛轻松活泼。吉姆说起一个名叫TheStreet.com的金融网站，是他在1996年和人共同创立的，并于1999年5月上市。我听说过这个网站，但不熟悉具体是做什么事情的，怎么会和财富管理搭上边儿。

不久后，我将有所领悟，无论其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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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4
幸运徽章

网络股的泡泡越吹越大，人们陷入一种集体心理，认为人类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

对那些在2000年初从事投资管理的人来说，互联网的估值可谓荒诞不经，超乎想象。每天都有全新的神话上演，情绪上的非理性波动让人以为在每天股市收盘后，自己的价值就等同于自己的财富。

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作为交易负责人的开头简直好得无与伦比。出于对千年虫的恐惧，纳斯达克市场在短短几天内暴跌450点，市值惊人地缩水11%，但随后又出现狂热的买盘。这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我们的交易团队无比团结，就像在一起共事过很多年一样。

人们说，当你在赚钱的时候，什么事情看上去都很美好。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身边总是一片欢笑声。大家都很有礼貌，但千万不要搞错，我们这几个人其实个性都很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秘诀。

杰夫的分析能力超群，研究部主管麦特.杰考伯(Matt Jacobs)对市场的触觉灵敏无比，吉姆是个动能投资者，而我善于利用市场的波动性。当大家拧成一股绳时，就像一列势不可挡的战车。我们捕捉市场的起伏波动，品尝着成功的甜蜜滋味，我从未享受过这种感觉。

2000年2月，克莱默在TheStreet.com开了一个日后声名狼藉的“新世界赢家”(Winners of the New World)专栏，颂扬10只表现卓越的网络股。这些股票都在经历过大涨之后出现抛物线式的回落，但克莱默并不在意，认为它们都是日后网络新时代的赢家，还极力想说服我们。

我试图让吉姆不要把自己的网络人格带入公司的内部管理─这有时候管用，但有时候纯属徒劳。好在头几个月我们的运气不错，组合的利润越积越多。我刚开始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公司工作时，都有些力不从心；而在这里担任交易主管时，一开始就感觉得心应手。

作为职责的一部分，我负责风险管理系统的实施、交易合作伙伴的佣金分配和交易席位的用人决策。

交易部门的格局即将因我的上任而改变，因为我已准备好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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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疯人日记》连载35
新官上任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奇怪。我们每天积极地对4亿美元的组合进行交易，用手工计算损益，正式的数字以及交易错误记录将在第二天下午由高盛发过来。

我们的办公室在福尔顿街(Fulton Street)40号，紧邻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公司有十几个全职员工，其中三个直接归我管。他们为吉姆和杰夫执行交易指令，每人都有六位数的薪水；以我在华尔街的从业经历来看，这似乎太挥霍了一点。

在几个月内，我促成了一些变化。那几个交易员被更具交易技能的年轻人换掉了，新来的人底薪更低，但只要业绩好，上不封顶。

我们安装了顶尖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交易情况，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压力测试”。我和券商的交易负责人见面，说明佣金将与他们的交易建议以及提供的流动性挂钩起来。

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外界关系维护上，我们奉行精英主义，对工作标准的要求高，但对人公平，依法合规办事。我们的处事方法很快传了开来，公司高速运转，就像一台上足了油的机器。

当分析师调整对某只股票的评级时，券商总是第一个给我们打电话，他们的首席交易员会跟我沟通其主要账户的交易趋势，而我也总是很快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市场观点，从而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在沟通时，我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是说清楚交易原因，很少因为自身的交易给他们造成损失。如果交易指令正好跟他们撞车，我们就会自觉地调整价格。

我的祖父曾经说过，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承诺。Cramer, Berkowitz公司交易部门就是这一原则的直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