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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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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15700亿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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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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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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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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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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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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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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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 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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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矫正，而非危机”。它可以矫正我们经济发展中战略、政策上的偏差，消除潜在的风险和威胁。从这次危机中可以获得如下一些主要的教训。 （一）   对外开放应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要求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应具有灵活性。如果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或体制僵化，即使没有出现经济萧条和银行倒闭，也会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发生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普遍滞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某些主要环节出了问题。诸如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背离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改革步伐不适应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长期政企不分或政财勾结和行政机构的腐败乃至金融腐败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快本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市场机制，尽快使经济体制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由此可见，正确处理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协调关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