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 深圳公司, 广东国际, 广东省, 投资公司, 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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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例介绍

（一）案惊中外            

1999年1月10日，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信）在中外债权人面前宣布将申请破产。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对外公告，经审查，广信及其全部子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广东国际租凭公司、广信深圳公司等4家企业，因不能清偿到期境内外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裁定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由法院指定的算清组接管破产企业。             从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广信关闭清算至宣布破产时的初步清算结果是：广信清产核资后的总资产214..71亿元，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其中境外债务高达159亿元，更有境外或有债务147亿元，涉及130多家境外银行和机构，事实上，到1999年4月15日申报债权期届满为止，广信共有540家债权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数额470.25亿元,其中境内债权人365家,146.84亿元，境外债权人175家，323.41元。估计破产后的清偿率不足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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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注重引资质量。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在引进外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引进间接投资规模也很大，至1999年底外债总额已达1520亿美元。广信事件说明，我国在外资引进中，重视数量扩张，而不注重质量提高，很多外资引进项目效益差，流向不合理，风险大。例如，广信在证券和房地产部门的投资就很大。90年代，墨西哥，泰国等国就是因为大量短期外资流向证券和房地产部门，成为制造“泡沫” 和产生坏账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线。我们不能重蹈他们的复辙。必须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转变，在引资方面从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在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的同时，重视引资质量的提高，把外资效益、外资技术合量、外资投向、外资项环境标准放在引资决策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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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       

      广信事件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说，与广信内部控制不严和外部监管滞后有关。在现代金融领域，金融监管的作用日益重要。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一套完整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旧金融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断涌现，原有的金融体系没有被完全打破，新的金融体系又没有完全确立，各种金融主体正积极进行着自我调整和改革，金融业已面临着历史大重组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十分重要。如果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并且能够保证监管的科学性、持续性、超前性和预警性，那么金融机构的个别问题就不会恶化到一定程度，类似于广信的事件就可以避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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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信事件向国内外传递了中国政府不再对国有金融机构及“窗口公司”所欠外债承担无限责任的信息，也显示了中国政府改革和整顿金融系统的决心。广信关闭之初，外国债权人心存侥幸，认为登记的外债必得全数归还，而违规借入的未登记外债也将得到“照顾”，大部分偿还。当1999年1月10宣布，依中国的破产法和国际惯例，在偿还债务时，所有的债权人将一视同仁，对外国人并无特别照顾，这时，外国债权人的侥幸被戳破，一时间，国内外传言不绝于耳，有人担心，这会动摇外国银行和投资者对中国的信用，影响中国引进外资。中国政府充分估计了广信破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完全相信自己有足够的防范外部冲击能力。至于对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因为中国能够果断处理广信，对于投资者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开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法律和国际惯例，正在对有麻烦的金融机构进行系统的处理，显示了中国政府整顿金融体系，清除金融风险隐患的决心，其他过度扩张的有麻烦的金融机构也可能会随广信之后进行全面整顿。对于那些真正看好中国长远发展而来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无疑会更加坚定他们的信心。而对那些短期投机资本无疑是一次警告。广信事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规范化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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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托投资机构数量过多，业务和管理混乱，必须进一步整顿提高。从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信托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诞生至1998年底全国已有信托投资公司243家，资产达4600多亿元。信托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弥补我国传统银行信用的不足，筹集外资，调动社会闲散资金、拓宽社会公众投资渠道，扩大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经营困难，不良资产比重高，没有稳定的负债支撑和高风险等诸多问题。虽经过1982年，1985年、1993年和1995年的多次整顿，但仍未能根本改善信托公司经营上的困难处境，目前多数信托投资公司举步维艰，究其根本原因，经营体制未理顺，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内部控制不严是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通过调整业务范围，撤并和精减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监管等方面的改革，使信托业按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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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经营管理极度混乱。             

  广信发展10年之后资产已经可以百亿元计，1994年广信参与3000多个项目，进入几十个领域，资产多元化和投资组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时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美国银行家就提出怀疑：“他们有什么能力经营如此复杂的投资组合”？事实上，广信在追求规模扩张的过程，没有重视资产质量的提高，经营管理极度混乱，各类企业纷纷加入广信门下，图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或拉大旗作虎皮，打着政府窗口公司属下企业的旗号蒙人，而广信也采取来者不拒、广罗门人的政策。所以在实施关闭时，其下辖多少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分布在何处，法人代表系何人，连管理层自己也搞不清楚。以往正式介绍，年投上有案可查的公司是36家。关闭之初，二级公司领导自查后上报统计的数字是105家，而经3个月调查，落实广信在海内外枝枝桠桠的子公司竟多达240家。广信的资产负债也是一笔糊涂账。关闭之初，公司管理层根据账面掌握情况，称公司净资产为17.6亿元，公司资产负债比例是95%，似乎资不抵债仅因流动性不足。但经清算组3个月清查并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发现该公司资不抵债147亿元，资产负债比例高达168%。在所欠的 几十亿美元债务中，半数为违规借贷，其中还有4笔为违规公开发售的有价证券，共计4.19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广信在港两家公司借入的近10亿美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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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系经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广信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一家享誉世界的金融财团，除利用“窗口公司”招牌之外，靠的就是政治背景和人情网络。“关系贷款”、“关系额度”、“关系审批”……，由于“关系”可靠使得中外利益圈中人趋之若鹜。广信关闭之后，一位西方银行家谈及此事之时说，他相信在中国办事关键是靠关系，而广信背景庞大，手眼通天，有的是“关系”。仅凭黄炎田取得特许经营执照的那种超常速度，仅从广信拿到海外融资额度的特殊便利，就足以使人在惊叹之余领会其特别魔力，从而消除对这家企业还债能力的怀疑。事实上不少向广信放贷的债权人并不要求广信提供关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全部资料，也不进行资信调查。他们的信心或是来自与领导人握手，或是凭借没有法律效力的“安慰信”。“关系经济”或如西方所说的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人顷刻一无所有，正象1997年金融风暴来临，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立即土崩瓦解一样。广信靠“关系经济”发家，“关系经济”也把广信拖入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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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启示     

 （一）广信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潜伏着巨大风险。类似广信这样的资不抵债的案件绝非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个别问题。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已经清理惩处了多家金融机构，包括1996年以注资方式解决湖北信托问题，以接管方式处理中国银行信托问题，以债转股方式解决光大信托问题，之后又以关闭方式处理中农信、中创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客观上看，以广信为代表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已经潜伏巨大风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暴。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牵连的韩国和日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韩国由于没有对韩宝集团的偿债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导致了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由于长期拖延处理其金融体系的大量呆坏账，造成了日本长时期金融困境，引起金融机构一连串倒闭事件。前车之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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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集团公司迅速膨胀，资产状况极为庞杂，按该公司自己的介绍，广信投资参与了3000多个项目，进入金融、证券、贸易、酒店旅游、投资顾问以及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化工、纺织、电子、医疗、高科技等工业生产的几十个领域。又特别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倾注巨资，成为广东省最大的地主。这样的资产状况，以及当时的金融和房地产收宿形势，本应使人担忧，然而由于能够循权力经济之途，靠“关系”办事，黄炎田无需证明公司的盈利能力。                1996年下半年开始，由广州最高的63层的广信大厦包装的广信，表面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实际上某种败迹开始露头。这年底，广信下属的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李骥被革职接爱审查，不久又因经济罪嫌转辅，深圳分公司的巨额债务随之曝光（2000年9月深圳中级法院以受贿、违法放贷款罪判处李骥有期徒刑15年）。1997年中，在广信高层任职10年，担任总裁职务长达7年的黄炎田，也终于离开了自己参与缔造的广信，并在1998年秋被扣留审查。